● 我们要看到这些开放的制度性公共产品可能遭遇的潜在风险，如主体异质性带来的利益调和问题、权力转移带来的权利结构问题等，需通过配套的制度性建设，保障制度性公共产品的稳定性，不断助力中国软实力的提升。

 

　　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底层逻辑、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目标的“一带一路”倡议，在近十年的发展中已经成为中国向国际社会供给公共产品的标志性品牌。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下，理念性设计、物质性投入、制度性建构的多元复合产品，在全球治理面临困境的背景中展示出中国智慧与历史担当。但是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治理主体的异质性、治理对象的多元性、治理机制的缠绕性、治理环境的瞬变性等方面，都使中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领域中的角色定位，不断面临着“自问”与“他问”。因此，在国际权力转移的背景下，明确中国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角色定位，是防止被拖入“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关键所在。

 

　　霸权稳定论难以维系国际公共产品的持续供给

 

　　从萨缪尔森“公共产品”的概念提出，到奥尔森“国际公共产品”的概念发轫，“公共产品”完成了从国内物质性到国际制度性的跃升，而上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全球化，更加明确了“国际公共产品”的系统性分类：全球型与区域型。 在“国际公共产品”概念的嬗变、升级中，“霸权稳定论”依然笼罩、制约着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其无法承担持续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重任。

 

　　一方面，传统与非传统的治理难题复杂交织，霸权国家无法单独承担针对性国际公共产品的多元供给。霸权国家在应对传统、单一治理难题中，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运作体系，虽带有霸权属性，却取得了一定的国际公信力。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全球治理难题的层次性与复杂性亦不断升级，即使具备超级实力的单一国家也难以单独完成系统性治理。霸权国家沿用的治理模式无法供给有针对性的国际公共产品，必然会因为“水土不服”陷入治理无措的窘境。面对治理失灵，霸权国家的协调号召力与集体行动的引导力走向式微，霸权稳定论维系的国际公共产品生产链发生强烈顿挫，甚至断裂。

 

　　另一方面，霸权属性持续加码，导致霸权国家供给的国际公共产品性质产生了根本性转变，霸权性与排他性取代了公平性与公共性，呈现出鲜明的“私物化”。在旧世界格局中，霸权国家通过强制性赋予、隐匿性嵌入、虚假性协商、进攻性推行等方式，将符合自身利益的价值理念、游戏规则等要素深植于国际组织、合作平台、双多边协定、国际条例等公共产品中，无限趋近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此时的公共产品丧失了国际性与公共性，谋求发展与合理利益的共同体，必然向霸权体系外的国际公共产品瞭望，或者走上创新国际公共产品的道路。

 

　　权力转移加速了国际公共产品的生产方式更迭

 

　　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建立以来，国际权力的转移历程就贯穿于国际关系的变革史中，而权力的转移也必然会造成国际公共产品的生产方式更迭。冷战结束，西方的实力也遭受重创，突出表现在欧盟的离心与亚太战略的破产。与此同时，“美国衰落论”的支持者亦逐渐增多，但必须澄明两个问题：一是即使“衰落论”成立，美国的整体实力也远超过任何一个国家；二是“美国衰落”的突出表现并不是实力，而是能力，尤其是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当然，美国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衰落，内因是无力全面维系、升级旧有产品，外因是新兴国家或共同体的多中心崛起。在此背景下，权力转移加速了国际公共产品的生产方式更迭，并呈现出三个特征。

 

　　一是从国际公共产品的适应范围来看，层次分布鲜明。当美国无力全面供给公共产品或适应对象产生错位时，崛起国家和新兴共同体便会依据自身的现实需要，寻求或自主生产国际公共产品。消费（生产）主体的多元性和现实需求的迥异性必然造就不同层次的公共产品，如依据疆域划分的全球型、区域型、多边型、双边型，依据议题划分的安全型、气候型、资源型等。二是从供给主体的参与度来看，身份划分呈现模糊性。一种国际公共产品的生产者也可以是另一种公共产品的消费者，一种公共产品的消费者也可以变成此种公共产品的共同生产者，全员生产与全员消费可以并存，部分生产与全员消费亦可并行。在此，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稳定性应当受到重点关注，明确的“准入—退出”机制和必要的奖惩措施需要不断完善。三是从新型国际公共产品的属性来看，霸权性减弱或消失，开放性与公平性得到增强或固化。美国作为国际体系的主导者，不会放弃“美国优先”的权力，尤其是在美国并未参与的公共产品领域，其“崛起论”“挑战论”“担忧论”的意识形态话语必然甚嚣尘上。

 

　　“金德尔伯格陷阱”与中国的角色定位

 

　　“金德尔伯格陷阱”属于美国智库学者约瑟夫·奈的重提概念，指在曾经具有世界领袖地位的大国衰落之际，新兴大国无力提供必要的全球公共产品，从而造成世界治理的领导力真空这样一种局面。而金德尔伯格的原初指涉是美国取代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后，未能发挥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领导者身份和作用，致使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崩溃。以罗伯特·吉尔平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在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的观点中，以当年审视美国的视角来观察当今的中国，认为崛起后的中国必然取代美国作为国际体系主导者的角色，但无法构建与其地位相匹配的新国际体系，尤其是不愿意承担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大国责任。在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具体实践中，中国究竟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来回应“金德尔伯格陷阱”？

 

　　第一，做修补的裁缝。当今的国际体系符合中国的现实发展与自身国情，中国无力也无意充当现有国际体系的“挑战者”或“变革者”，反而一直对既有国际公共产品中的不合理、不公平因素进行改革和完善，甚至供给次级公共产品来修补既有国际公共产品。当然，以罗伯特·罗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向世界供给公共产品有着鲜明的层次性，一旦足够数量的公共产品构成体系化布局，中国主宰全球秩序的目标会水到渠成，这是隐喻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之中的。在此，应当明确三点：首先，大国发展与其供给公共产品的国际贡献是正相关的，这是大国寻求自身发展的必要与必需，若以“泛意识形态”的目光审视单一发展行为，都将陷入“新冷战陷阱”；其次，作为历史悠久的古老大国，“天下大同”的文化基因始终流淌在中华民族的发展长河中。近代以来的屈辱殖民与霸权戕害，都让寻求独立与自主的中国践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和平发展主张；最后，裁缝修补的物品必然要有实际的应用价值，如果修补的物品不具现实价值，那么技艺再高超的裁缝也是无能为力的。也就是说，中国对既有国际公共产品的修补是有清晰底线和原则的，不会接受或缝补那些失去公平属性或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公共产品。

 

　　第二，做可靠的朋友。中国在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具体实践中，不断平衡合作友人与自身的发展利益，已同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区域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朋友关系。“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最大误区不是它的核心内容，而是逻辑起点。任何国家都有其特殊性，以停滞、固化的目光审视不断发展的时代格局，必然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曲解，而以美国霸权的“过去时”来分析中国崛起的“进行时”，是故意为之的低级错误。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这对“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逻辑起点做出了预测性批判。中国无意取代美国，也并不具备单独、持续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实力，但是中国愿同一切友好国家真诚协商、通力合作，共同担负起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责任。至于供给何种公共产品，是理念性的设计，还是物质性的投入，抑或是制度性的建构，中国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会根据具体的合作主体、目标问题等因素做出有针对性的计划。

 

　　第三，做开路的工人。中国供给的、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底层逻辑、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远景目标的系列国际公共产品，在面对全球治理难题层出、治理体系失灵的境况下，向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展示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打造出原创意义上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一是提出符合全球发展愿景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性公共产品的标志性闪光点在于它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底层逻辑。二是倡导“公平、正义”的物质性公共产品供给。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供给主体在创设物质性公共产品时都有明确的“义利观”，对物质投入的收益是创新公共产品必然要考量的重要因素。中国创新物质性公共产品时，“共建共享”的“义利观”始终贯彻在投入与回报的各环节，彰显出对各方“合理利益”的深刻关切，摆脱了霸权稳定论“索取最大收益”的不合理诉求。三是创设民主、自由的制度性公共产品。中国始终围绕“合作共赢”打造新型国际关系，与此对应所创设的“一带一路”“亚投行”“上合组织”等制度性公共产品，在创立伊始就明确了民主的合作方式与自由的“准入—退出”机制，欢迎寻求发展的主体构建合作关系，实现共赢的目标。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些开放的制度性公共产品可能遭遇的潜在风险，如主体异质性带来的利益调和问题、权力转移带来的权利结构问题等，需通过配套的制度性建设，保障制度性公共产品的稳定性，不断助力中国软实力的提升。

 

　　　　　　　　　　　　　　　　　　《社会科学报》总第1841期3版

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否则保留追究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