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及其引发的现代社会的兴起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资本主义制度究竟能否带领人类走向美好的未来，能否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能否实现全人类的解放，等等，这些问题是包括马克思、韦伯在内的当代所有思想家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总体上被哲学家们归结为西方现代社会发展乃至整个人类发展中所遭遇的现代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郑飞的《马克思与韦伯社会理论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2月出版，以下简称《比较研究》），就试图在两位伟大思想家的比较中彰显其各自的思想贡献，并以此探寻破解现代性问题的真实道路。具体来说，这部专著的贡献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清楚地意识到马克思、韦伯在现代社会理论上的贡献，并通过比较研究呈现两位思想家思想的异同，为破解现代化发展中所遭遇的现代性问题提供思想的启迪和理论智慧。

 

　　《比较研究》选取经典社会理论的代表性人物马克思与韦伯展开比较研究，其根本立意就在于重回经典社会理论发生的原初语境，追溯马克思与韦伯围绕西方现代社会的起源、发展、后果、趋势，从各自独立的视角所实现的对现代社会结构和机制的透视，尤其是呈现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家如何通过不同的方式来继承并发展二者的思想遗产来发展现代社会理论。与此同时，《比较研究》把马克思和韦伯所开创的现代社会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技术批判等问题域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逻辑线索相结合，为我们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提供了清晰的认知。“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未来”是马克思和韦伯共同关注的问题，《比较研究》的价值或许就在于，将两位伟大思想家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与回答呈现在世人面前，以便为我们深入反思现代社会生活提供思想智慧和有效途径。

 

　　二是聚焦“现代性”问题对马克思与韦伯的思想作出了深入分析和讨论。

 

　　《比较研究》的亮点之一就在于，从总体出发，深度挖掘马克思与韦伯思想的内在关联性，并以现代性问题为聚焦点，在现代性批判的问题域中对两者思想的存在论基础、意识形态批判、社会关系层面、生产过程层面的“物化”四大问题作出分析，由此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伟大思想家“整体性”“双峰并举”的思想理论。更为重要的是，在作者看来，“现代性研究”构成马克思与韦伯思想比较的理论视域。这显然是不同于西方很多思想家研究问题的方式，例如，帕森斯把马克思与韦伯简化为代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阵营的思想家，造成了以意识形态争论代替学术研究的错误倾向。《比较研究》开辟了一条更加符合事情本身的思想比较研究的新路。

 

　　作者从现代性批判的存在论维度出发认为，马克思深入到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之中，在马克思那里，现代性实则是为颠倒的物像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韦伯寻求现代性兴起的精神动源，把现代性理解为生活的各种领域的合理化过程，也即形式合理性的贯彻和完全实现。形式合理性作为一种工具理性行为，来源于达到目的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科学和技术，科学和技术就成为工具理性的核心内容。因而在整体上来看，马克思和韦伯面对复杂的现代性现象都力求实现一种总体性的把握，都试图揭示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只不过不同的是，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其实是一个层级系统，韦伯的理论框架却是一个平行系统。《比较研究》的上述判断，实则是对那种认为马克思是“经济决定论”，而韦伯是“精神决定论”的有力反驳，从而为我们还原了真实的马克思与韦伯的学术形象。

 

　　三是以方法论自觉和主体性自觉为先导，在思想史的视域中对马克思与韦伯及其所影响的学术思想发展脉络作出清晰的梳理，勾勒了黑格尔与马克思、康德与韦伯、马克思与韦伯、马克思和韦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思想理论之间的学术谱系。

 

　　例如，作者认为应该关注马克思与韦伯思想的哲学背景。作者提出，相对以孔德、涂尔干、西美尔等为代表的其他古典社会理论家而言，马克思与韦伯的思想具有更加深厚的哲学背景，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辩证法、韦伯与新康德主义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对比于韦伯，相当于黑格尔哲学对比于康德哲学。又如，作者详尽描绘了由韦伯所开创的“技术批判”延续性地体现在海德格尔对技术之本质的追问，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与技术关系的追问，马尔库塞对技术的意识形态属性的追问，伽达默尔、阿伦特和哈贝马斯对破解技术统治之途的探寻，在这背后渗透的是作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熟稔，折射出扎实的思想史梳理的功夫，更体现了思想史的方法论自觉。

 

　　值得注意的是，《比较研究》依旧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深思的问题。如破解现代性危机的真实道路问题，即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道路上所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方案，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是否意味已经实现了对西方现代性危机的超越。在马克思那里，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必然涉及对西方文明的反思，尤其是对资本逻辑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历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剖析，因此，以人类解放为理论旨趣的马克思哲学似乎不是简单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探寻瓦解资本逻辑的根本路径，揭示资本主义的暂时性和非永恒性，由此开辟出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在这个意义上，韦伯以合理化为主线所展开的现代性剖析就远远没有马克思那么高明，或者说，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相对于韦伯而言，具有某种内在的优先性。或许，这是我们依然需要马克思的缘由所在。

 

　　《社会科学报》总第1746期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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