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找一本中国哲学经典，无论是普通读者还是专业研究者都感兴趣，《庄子》一书绝对排在前列。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何《庄子》相关出版物一直层出不穷，其中有些还一版再版，陈鼓应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庄子今注今译》，四十年来，在海峡两岸都畅销不衰。这样的庄子专业户，当然不止陈鼓应，华东师范大学的方勇是另一位，《庄子译注》、《庄子评注》、《庄子讲读》等大大小小好几种著作都出自他的名下。与译注相比，哲学的门槛也许略高，但冠以“庄子哲学”的论著亦不在少，单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不到二十年时间，就贡献了五部，按出版先后，依次是：王博《庄子哲学》，韩林合《虚己以游世：庄子哲学研究》，郑开《庄子哲学讲记》，章启群《渊默而雷声:<庄子>的哲学论证》，杨立华《庄子哲学研究》。这些著作对庄子哲学各有发明，但在笔者看来，能把庄子融入世界哲学的，却要等到中华书局2021年推出的这本《庄子内篇释义》（以下简称《释义》）。

 

 

　　在作者杨国荣教授（以下简称杨）已经出版的几十种著作中，《释义》稍显另类。从部头上看，它是一本“小”书，包括《庄子》内七篇原文在内，才十八万字。从形式上看，顾名思义，它是对《庄子》内七篇从头到尾一字不落的逐段疏解。这种工作更接近所谓汉学工夫，而杨给人的一贯印象是以思辨见长。不仅如此，熟悉杨的人可能已经发现，这是他与《庄子》的再度结缘。早在200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其《庄子的思想世界》（以下简称《世界》）一书。对于那些终生治一家之学乃至专攻一部书的学者，“年年讲月月讲”不算什么，但对于以哲学创作为志业、长期游弋于“史”与“思”之间的杨来说，则异乎寻常，也许只能用“情有独钟”来解释。事实上，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杨坦言，也许是性之所近，他对中国哲学史上的两个哲学家，庄子与王阳明，最为偏爱。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王阳明具有“豪雄”气概，杨偏爱这样的哲学家，其个性由此可以推想。

 

　　既然是“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那么，人们自然很想知道：两次有何不同？

 

　　对此的回答是：两书体例的不同从外在形式上就保证了它们不可能重复，《世界》是“六经注我”，《释义》则是“我注六经”。如果说《世界》是作者绣出的“鸳鸯”，那么，《释义》则清楚地展现了作者的“金针”。从来妙手都是绣出鸳鸯给人看，却少有愿把金针渡与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释义》是杨著当中对读者界面最为友好的一本。对于那些为杨著所吸引却苦于哲学训练不足而每每望而却步的爱好者而言，《释义》显得尤为平易近人。时下有一种风气，书越写越长，动辄几十万言几大卷，有一位作者就《老子》首章写了六十万字，又有一位作者声称要给庄子内七篇每一篇都写一本书，似乎书的长度能证明它的深度，忘记了“要言不烦”“博而寡要”的中国古训。相形之下，《释义》的出现，给学界吹来一股清新之风。

 

　　虽然书名标有“内篇”字样，但《释义》实际上超出了内篇范围。这一方面是因为作者对于内篇没有常见的那种“迷思”（myth），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作者在《释义》之前先有《世界》，而《世界》是基于对《庄子》全书的把握而分十章进行专题研究之作。也就是说，作者对《庄子》全书了如指掌，所以，《释义》固然是对内篇文本的逐段疏解，但作者经常熟练地穿梭于“内篇”、“外篇”、“杂篇”之间。这个情况跟某些题为庄子哲学研究但实际主要处理内七篇的著作正好相反，它是题为“内篇释义”，带给读者的却是一个整体的《庄子》的思想世界。《释义》的“前言”部分，是浓缩《世界》的主要观点而来。所以，读者从《释义》一书得到的远远不止内七篇的信息。曾有论者感慨，以往有关庄子的著作很难避免二蔽：分段注释容易支离无归，系统解释则又常常空疏无根。的确，自古至今，有关庄子的训释，汗牛充栋，其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当代的各种诠释五花八门，其下者则流于附会、穿凿，乃至八卦、抒情。但在云山雾罩方面，二者其实不分轩轾。《释义》采用分段注释的形式，在疏通文意之外并没有在具体字句的解释上花费更多工夫，而是把精力主要放在对其中哲学意蕴的揭示上，能够让关心庄子哲学思想的读者很快理出头绪，而不至陷入纷繁复杂的注释之中。《释义》的这种注重理论通透的进路，在避免空疏与支离二弊方面，无疑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关于内篇“迷思”，这里有必要多说两句。在某种意义上，这个问题对所有庄子研究者都是一道必答题。今本《庄子》分内、外、杂篇，近代以来，《庄子》研究者往往倾力于考证诸篇写作年代以及作者，尤其是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一书问世之后，“内篇”为庄子本人所作的观念被一些论者奉为圭臬，导致对《庄子》的研究在文本上谨守“内篇”，不敢越雷池半步。作者则提出了一种“整体观”：关于《庄子》一书更合理的理解是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可以将庄子视为《庄子》一书的观念主体，把《庄子》一书看作庄子的思想载体。《庄子》一书在思想内涵上应该被理解为一个整体。（《庄子内篇释义》，前言，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第2页。下引该书，只注页码，不再说明。）与那种对“内篇”的“迷思”相比，作者的态度显然更为包容。而黄华珍根据他对《庄子音义》的实证研究而得出的结论为杨的这种整体观提供了一个佐证：内篇有可能混进了新的东西，外、杂篇也可能杂有较古老的内容。（参见所著《庄子音义研究》，中华书局，1999年）整体观并不意味着拒绝内、外、杂篇之分，相反，杨完全尊重文献衍化过程中所形成的这种既成形态。在逻辑上，也正是基于内、外、杂篇各自相对独立这一前提，才有可能选取内篇加以考察。

 

　　与对文本的这种开放态度相一致，杨在哲学视域上呈现出一种极为开阔的眼界。如果说，在文本上，他反对就内篇言内篇，那么，在哲学上，他更反对就庄子谈庄子。

 

　　将庄子奉为人生智慧大师顶礼膜拜的那些“鸡汤”文、“鸡汤”书，其中所谓庄子哲学或庄子人生哲学，不过是些人情世故，与古希腊传来的philosophy本来就不是一个系统，且不去说它。现有的那些解说庄子哲学的著作，基本上是一阶研究，即：作者根据自己对哲学的理解，把庄子说成某种哲学观点的持有者，通篇都是庄子如何如何，比如，“庄子的‘自由’概念具有如下的特点”，“庄子哲学中的本体与主体”，等等。由于哲学素养的贫弱，很多作者自觉不自觉地沦为某种西方哲学的传声筒，庄子因而被打扮成各种主义的模特儿，我们见过太多存在主义的庄子，现象学的庄子，后现代主义的庄子。尤有甚者，由于西方的主义、理论在中国“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昨天是康德，今天是萨特；昨天是海德格尔，今天是梅隆·庞第；昨天是解释学，今天是透视主义，如此等等，这些跟风者也随之起舞，不惜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同一位作者，昨天还在跟着主体性哲学后面大谈庄子逍遥游中的自由思想，今天就宣布拒绝以现代的自由观念诠释庄子。

 

　　对于庄子的一阶研究，其结果是庄子的经学化或神学化，这些著作的潜台词都是：庄子是最好的，庄子是特殊的乃至独一无二的，庄子无有不足。总之，庄子被捧上神坛，成了思想上的“南华真人”。

 

　　与之不同，杨欣赏庄子，是把他作为一个有原创意义的哲学家进行对话。只是在杨的书里，我们才会读到这样的句子：庄子有见于xx，而无见于xx；在xx方面，庄子与xx无疑有相通之处，但在xx方面，庄子又表现出不同的旨趣，等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释义》的写法是二阶的。如果说，一阶研究关心的是庄子说了什么，那么，二阶研究感兴趣的则是把庄子的哲学言说放在古今世界哲学当中考量。在一阶研究者那里，庄子如果不是“惟一真神”，也至少是奥林匹亚山上的宙斯——诸神之王。而在二阶研究者这里，庄子就是一个论道者，古往今来中外众多论道者当中的一员。庄子在世之日，他与惠施的论辩，为我们留下今天哲学史上的精彩对话之一。在某种意义上，二阶研究者是将庄子复活，让他与西方人、当代人进行哲学论辩。

 

　　没有比较就没有简别，以下，我们以《齐物论》为例，具体展示以往对于庄子的一阶研究与杨国荣对于庄子的二阶研究的不同。

 

　　在最近的一本一阶研究著作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话：

 

　　通过消解、摆脱种种世用之束缚，敞开了一个“其远而无所至极”的眼界。在这一眼界中，原本习以为常的知见的无根基性被揭示出来。只有破除没有根据的习常之见，才有可能找到通向真知的道路的坚实基础。（杨立华：《庄子哲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83页）

 

　　这里只有叙述，甚至连庄子本人的名字都没有出现。作者彷佛庄子再世，用现代汉语将他在几千年前说过的话复述了一遍。庄子原有的概念（“真知”）没有得到任何解释，反而增加了一个从海德格尔那里学过来的新名词“无根基性”，至于何为“无根基性”，同样没有解释。

 

　　再来看杨的：

 

　　庄子以“齐物”立论，要求扬弃“以物观之”的视域、超越分化的存在图景，其中蕴含了值得注意的形而上立场。世界本身无疑包含多样的形态，但如果将多样的形态理解为彼此分离的界限，则容易导致分裂的存在图景。存在形态上的界限，常常逻辑地对应着存在视域中的划界，分裂的存在图景与划界的“观”物方式，也总是相互交融，而当界限被理解为存在的主要规定、划界成为把握存在的主要方式时，世界的真实形态便难以呈现。当然，在肯定道通为一、要求超越界限的同时，庄子似乎对存在的相对确定性未能予以充分的注意。对“齐”、“通”的强调，使庄子对具体事物自身相对稳定的规定不免有所忽视。当“莛与楹”、“厉与西施”都“道通为一”时，大小、美丑之间相通的一面，似乎多少掩蔽了其各自所具有的不同规定，而存在的多样性、差异性，往往也不易获得适当的定位。与之相联系，庄子提出了“不同同之”的主张：“不同同之之谓大。”这里既体现了超越划界的立场，又蕴含着以“同”、“一”压倒“多”、“异”的可能，它与“德”所确认的个体性原则存在某种内在的张力。从这方面看，庄子之齐物，显然又未真正达到存在的具体统一。（《前言》，9-10页）

 

　　相信谁都看得出，这是评论，而且是货真价实的哲学评论。杨紧扣庄子本人的言说（齐物、以物观之、道通为一、不同同之），对其哲学意涵做了具体而明确的阐发，“分化的存在图景”、“划界”“具体统一”，等等，都是哲学表述，它背后有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哲学的支撑，但具备一定哲学常识的读者都能看懂它要表达的意思。

 

　　不是说用一套哲学行话对庄子进行“翻译”就叫哲学评论，所谓哲学评论，是指：剥开自然语言的表面揭示其中蕴含的哲学洞见，进而将其置于哲学史的长河中比量参校，指出其所见所蔽。杨一方面看出庄子的“齐物”主张包含了值得注意的形而上学立场，即：超越分化的存在图景，以呈现世界的真实形态。这是对庄子有所见的一种肯定。但这种肯定不是以质朴的自然语言表述的，而是用专门的哲学概念表达的，这显示了哲学的素养，更具体地说，显示了对形而上学历史与观念的熟练运用。不止如此，杨同时也看到庄子“齐物”主张的所蔽，那就是：超越划界与个体性原则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张力。能看到这一点，表明杨站在一个比庄子更高的位置，在他身上没有一般研究者难免的那种“进去了出不来”的问题。杨之所以能站在一个比庄子更高的位置，不是说他本人天生多么高明，而是因为他善于从哲学史当中汲取营养，他是站在古今中外哲学巨人的肩膀上。

 

　　也许有人会说，以上的比较并不公平，一阶研究也不乏评论的文字，即以上举的那本著作为例，其中不仅有评论，而且也有比较。诸如：

 

　　既强调天人之辨，又超越天人之辨，才是真正正确的态度。荀子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是从根本上误解了庄子。……在真人与真知的层面上，天与人是不相对立的。（《庄子哲学研究》，221页）

 

　　的确，这是评论，也涉及荀子与庄子的比较。但不是一般的评论，也不是一般的比较，而是对真理的宣谕，是把庄子作为惟一真理而加以维护的一种判教。为什么说是“真正正确的态度”？为什么说是“从根本上误解了”？作者没有论证，只有论断。而所有论断最终都指向一个结论：庄子是唯一正确的。

 

　　哲学以真知为目标，那么，何为真知呢？对这个问题的领会，决定了不同的思想方向和路径。在庄子哲学里，何为真知的问题是以否定的方式解答的。……以潜能与现实或与之相类的思路来给出尝试性的回答，并不是庄子的道路。因为，潜能与现实的结构一定会引入某种形态的目的论。如果真知是个体心灵的种种知的形态辩证发展的最终目的，……都是庄子哲学所反对的。（《庄子哲学研究》，299页）

 

　　作者仅仅指出其他的思路（诸如潜能与现实）是庄子所反对的，却没有（似乎也无意）说明为什么其他的思路是不好的。显然，作者是默认：凡是庄子反对的，必然就是不好的。因此，尽管作者也承认，存在与庄子不同的思想方向和路径，但一上来就已经认定，庄子的思想方向和路径是最好的，甚至是唯一正确的，所以，主要的任务就是介绍庄子的思路。

 

　　然而，不说明其他思路为什么不如庄子优越，就无法真正凸显庄子的优越，因为，优越是比较的结果。就算站在捍卫庄子的角度，深入了解其他思路也是必不可少的。重复一百遍“庄子多么高明或正确”，并不能让人对庄子哲学的胜义有切实的了解。对庄子哲学胜义的揭示，即便从数量上说，杨的《释义》也大大超过了那些一阶研究著作。通过《释义》，我们至少可以了解庄子哲学进路有如下两个特点。

 

　　其一是认识论与本体论统一。《释义》指出：

 

　　不难注意到，对庄子而言，认识论的进路和本体论的进路是相互统一的，他一开始说“其知有所至矣”，似乎更多地涉及人的认识所达到的境界，然而，这一问题同时又与他对整个世界的看法联系在一起，亦即和本体论的问题相关联。同样，是非之辨在狭义上本来属于认识论的问题，但庄子却把是非之辩放在本体论的领域来加以讨论，也就是说，存在的图景和对存在的认识彼此互融。总之，在庄子那里，认识论问题的讨论和本体论问题的讨论总是相互交错，而非彼此分离。这样的进路也许会使认识论本身不能充分展开，但就其拒绝将认识的问题和存在的问题截然分开而言，无疑又不无所见。（73-74页）

 

　　其二是重视主体间关系。《释义》写道：

 

　　考察庄子的论证，可以注意到，其整个分析、推论过程的基本特点，在于仅仅限于主体之间的关系，不管是你与我，还是你、我、他，都只涉及讨论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亦即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庄子试图在主体之间找到一个共同的标准，其前提是：是非之辩不超出主体间关系的论域。……可以注意到，庄子把主体间的关系放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并以十分尖锐的方式，把主体间关系在认识论中的意义突显出来，这在先秦哲学中是比较独特的，在整个中国哲学史上也有其重要的意义。（105页）

 

　　注意到这一点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创获。但杨并未因此陷入对庄子这种独特性的盲从，而是基于哲学史（尤其是现代哲学的进程）对这一独特性的得失加以检讨。

 

　　庄子的内在局限在于仅仅囿于主体间关系的视野考虑问题，亦即把是非之辩完全限定在主体间的关系上，如此考察，必然难以找到普遍的是非判断准则。从广义的角度看，认识论固然应关注主体之间的关系，但同样不能忽视主体和客体之维，主体、客体、主体之间这三重关系是认识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基本关系。仅仅执着于客体这一端，将导向机械论或直观的反映论；单纯地局限于主体这一面，则可能走向先验论；同样，仅仅停留于主体间的关系上，也会陷于庄子在这里所讨论的情景：消解普遍的判断准则。合理的进路在于主体、客体、主体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最终又应置于实践的层面。庄子在这里所涉及的理论局限，对我们考察、评判现代哲学的某些思考也具有意义。在现代哲学中，哈贝马斯、维特根斯坦、列维纳斯等哲学家，往往比较多地关注主体间或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视野所及，往往未能进一步超越主体间这一狭隘的论域。仅仅限于这样的领域，确实会面临很多的问题，包括普遍准则何以可能等等。相应地，对庄子的批评，也在某种意义上适用于以上现代哲学家。（105-106页）

 

　　这个段落完美地演绎了如何将中国古代哲学融入世界哲学争鸣。取镜于现代哲学，杨找到“主体间关系”这一概念工具，在使用这个工具时他并没有因此陷入常见的工具崇拜，相反，通过“主体间关系”这个视角鉴定庄子哲学的特色后，他又基于雄厚的哲学史功底（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的实践观），发现这种“主体间关系”视角的问题，然后回过头来，对“主体间关系”视角大行其道的现代哲学展开反思。整个过程可以描述如下：借鉴西方哲学对中国古代哲学获得一种全新的认知，然后基于这种认知的全面评估，反观西方哲学，从而洞见西方哲学之蔽。正是这种“反哺”，使得杨的工作可以免于“以西释中”“反向格义”的质疑，同时，也印证了他长期倡导的“学无中西”、“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并非纸上谈兵。

 

　　不用说，要达到这种二阶研究，需要长期积累，尤其是对世界哲学的学习、消化、运用。《释义》虽是“小”书，其背后却是作者数十年的哲学功力。让庄子进入世界哲学的争鸣，历史会记得《释义》作者所做的这种努力。让更多的中国古代哲学家进入世界哲学的争鸣，这是未来交给我们这些后来者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