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属于哲学，而精神病理学属于科学，但二者都以人为研究对象。二者的结合能够使我们更为全面地理解和把握人类的存在及其变异。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现象学与精神病理学的相互澄明关系”（17BZX084）通过研究指出，现象学对于精神病理学以及心理治疗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而精神病理学反过来也能促进现象学与生活实际距离的拉近。

 

　　现象学与精神病理学 

 

　　我们所理解的“现象学”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自然态度中的现象学或经验主义意义上的现象学。在这种态度中，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可以轻松地获得纯粹客观和经验的事实，却忽略了任何观察都已经包含着某种理论或先入之见。这种第三人称的现象学是粗糙的，因此，它不能帮助精神病理学。第二种是哲学现象学，包括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实存现象学。意识现象学以严格的方法论反思为基础，通过意识的活动，阐明了世界是自我与他人意识共同构造的成果——这种现象学正好可用于解释精神疾病经验世界的生成与组织。实存现象学通过引入存在、此在、世界、时间和死亡等主题，将人及其心理放到了更为广阔的背景中；而对人的真正理解，只有在把人与最广阔的环境相联系时才有可能得以实现。第三种是雅斯贝尔斯的描述现象学。通过这种现象学，精神病理学家可以把患者的疾病状态再现为直观的、事实体验的、主观的心理给予性，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心理事件之间的可理解关联。

 

　　精神病理学是对异常的人类经验、行为和表达的研究。与精神病理学紧密联系但又有差异的学科有精神病学、心理学、躯体医学和哲学。人们经常将精神病理学等同于精神病学、躯体医学与生理学，而这正是我们要反对的倾向。精神病理学既关注人的躯体进程，也关注人的心理进程。精神病理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摆脱“精神疾病就是脑部疾病”的教条。精神疾病与脑相关，但绝不局限于脑，更不能把对脑的研究等同于对心理或精神的研究。精神疾病不能与具体的、可定位的脑损伤相联系，只能与人脑及其与环境之间的交互失常相联系。

 

　　现象学对精神病理学的意义 

 

　　如果没有哲学现象学，精神病理学是否还可以取得同样卓越的成果呢？毕竟，精神病理学仍然可以依靠精神病学、认知神经科学、药理学、解剖学等，尤其是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和分子生物学的巨大进步使得精神病理学可以在更微观的层面上把握精神疾病的物理因果机制。因此，我们还是有必要更具体地说明现象学对于精神病理学的意义。

 

　　首先，通过对精神疾病体验现象重要性的强调，现象学是对越来越强的神经还原主义的有效补救。主流精神病理学的进步主要来自认知神经科学，而认知神经科学技术所揭示的主要是认知活动的躯体伴随显象。功能磁共振成像可以反映脑血流的变化，从而揭示特定认知模式下的脑部活化区域，例如，抑郁症患者的脑功能网络包括默认模式网络、中央执行网络、凸显网络。这类研究虽然在技术上有很大革新，但在思想理念上仍然沿袭了一百年前的脑部定位学说。这种学说的问题在于：得到证明的仅仅是脑部变异与心理疾病之间的相关性，但哪一个是原因，哪一个是结果，是很难得到证明的。有可能，脑部变异是原发心理疾病的结果；也有可能，脑部变异是原发心理疾病的原因。即使如此，除了脑部变异，心理疾病还有众多的原因——童年创伤、近期应激事件、认知模式、与自我及世界关系的紊乱等。

 

　　现象学所揭示的是对于精神疾病的第一人称经验，或者说是主观经验（体验现象）。事实上，主观经验不是神经进程的附带图景，而是人与世界交互的本质部分。人是通过有意识的经验建立起与世界之间有意义的关系的，而这种关系又会影响到脑的神经活动和结构。如果没有主观经验，神经科学家甚至无法开展寻找特定神经机制的科学研究。如果说精神疾病是人与世界的有意义关系的断裂，那么在探索这种断裂时，作为主观经验科学的现象学，显然是一个良好的出发点，至少不应该被排除在外。

 

　　其次，精神病理学的现象学进路假设：人类实存的脆弱性是精神疾病的根源。正如我们在近年来研究中所见到的那样，现象学的概念和假设是可以作为神经科学实验设计的先导的。具体来说，现象学对人类实存的三个方面的揭示是有益于精神病理学的经验研究的。

 

　　在具身现象学框架下，人们可把一些精神疾病理解为具身紊乱，例如，作为离身的精神分裂症——主体身体功能的受损，导致了人格解体、外力控制等症状；作为超具身的忧郁型抑郁症——身体发生了“石化”而抗拒主体的意向与冲动，导致了活力感缺乏、快感缺失、情绪低落等症状；作为主体身体与客体身体冲突的厌食症——患者想要把主体身体变成客体身体，因此通过不进食来对身体进行苛刻的控制。

 

　　在时间现象学框架下，人们可把一些精神疾病理解为时间性紊乱，例如，作为时间性紊乱的双相障碍——躁狂症患者的主观时间变短了，而抑郁症患者的主观时间变长了；滞留-前摄的时间性结构的破坏会引起自我感的损伤，从而导致思维插入、听力幻觉和外来行为控制等症状；清晰或自传时间性紊乱会导致边缘性人格障碍的自传自我解体。

 

　　主体间性现象学启发了精神病理学对病理经验之主体间性的研究。几乎所有的精神疾病都意味着些许主体间性紊乱。人们可以将自闭症理解为原生主体间紊乱（自闭症儿童不缺乏有关他人心智的理论概念，但有感觉运动、情感调适与整体知觉的紊乱），并将精神分裂症理解为次生主体间性紊乱（患者从其认为有威胁的公共世界中退出，并通过妄想来保护自己的世界）。

 

　　精神病理学对现象学的推动作用 

 

　　精神病理学对于现象学的推动作用也是巨大的。首先，现象学聚焦的是正常的经验，而精神病理学聚集的是精神疾病患者的经验，即异常的经验。如果说经验应该包括正常与异常两个方面，那么无疑，精神病理学弥补了现象学在异常经验方面的缺失。另外，有很多东西的作用在正常情况下是隐而不显的。例如，胡塞尔所说的“被动综合”，即不需要自我有意识介入的无意识活动。在精神病理学中，“被动综合”接近于布兰肯伯格所说的“共感”以及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在健康人那里，人们很难意识到“被动综合”的作用有多大。相反，在强迫症与精神分裂症患者那里，由于他们缺失了“共感”（即一种人人都有的，又难以言明的感觉），他们在生活中举步维艰，从而陷入活力衰退。

 

　　其次，现代哲学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学院化倾向——我们也可以用如今很流行的一个词“内卷”来形容这种状况，即哲学越来越成为大学内部少数专业精英从事的一门专业，而与大多数人的生活越来越远。但在当代社会中，哲学所面对的问题要比古希腊时期更为复杂。单靠哲学本身很难承担起治疗心理疾病的功能。目前的国内哲学界也正在探索当中。面对这种困难，值得考虑的是哲学现象学与精神病理学的结合。例如，精神病理学中的精神分析就可以为哲学现象学提供较为可操作的治疗技术；意义治疗所面对的意义神经症也是哲学现象学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

 

　　如果人们可以放下对于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视，认真听取他们的经验，那么这些经验是可以补充到现象学大厦中的。精神疾病患者知觉对于无形事物的特殊开放性，也是对哲学现象学思维的有效补充。无论是现象学，还是精神病理学，都应该是开放的，而这是二者可以建立相互澄明关系的基础，关键在于这种开放性如何实现。另外，现象学和精神病理学都在追求有关人类存在的真理，即都只能揭示人类存在的一个侧面或一个层次。因此，在揭示人类谜团的道路上，二者应该建立起相互澄明的关系。

 

　　　　《社会科学报》总第1792期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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