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的城镇化率不断提升，使城市的职住空间关系发生了深刻演变，同时也带来了长距离通勤和交通拥堵等城市病。报告显示，2021年，在调查选取的44个中国主要城市中，承受单程60分钟以上“极端通勤”的人数超过1400万。改善通勤体验正在对城市发展和治理提出新的挑战。

 

　　《雅典宪章》指出，居住、工作、交通与游憩是城市的四大功能。作为往返于居住地与工作地之间的交通活动，通勤是每个都市“打工人”的日常活动之一，构成了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40多年的快速城镇化历程，我国的城镇化率不断提升，也使城市的职住空间关系发生了深刻演变，同时也带来了长距离通勤和交通拥堵等城市病。

 

　　在当前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居民通勤日益受到关注，超大、特大城市等人口集聚化程度较高地区的通勤状况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百度地图联合发布的《2022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显示，2021年，报告监测的全国42个大城市中共有1400万人忍受极端通勤（即单程超过60分钟的通勤），主要城市的极端通勤比重、单程通勤距离均较2020年有所增加。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超大城市的平均通勤时耗超过80分钟，北京更是以96分钟一骑绝尘；而天津、成都、杭州、武汉等特大城市的时耗则为76分钟。超大城市的极端通勤比重约五分之一，北京的比重甚至超过30%，特大城市的比重也逼近15%。与此同时，大部分大城市的幸福通勤（即通勤时间小于45分钟）比重持续下降。

 

　　面对漫漫通勤路，“打工人”纷纷感叹“感觉身体被掏空”。这些体验与通勤过程中的压力水平有关。大量研究表明，通勤时间、通勤距离和拥堵程度的增加对个人压力水平的提升有显著影响。此外，通勤过程中的交通拥堵、不可预见的道路建设、恶劣天气、交通执法等都会不同程度地增加压力水平。对于通勤环境的掌控能力越强，人越能准确判断和预测所处情况，则压力水平越低。

 

　　由于通勤是居民出行中最有规律且最为密集的行为，通勤过程中的压力体验对于个人的情绪、活力以及精神状态都存在较大影响，也是长期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影响因素。国内外研究均表明，通勤时间越长，则日常压力更大，更缺乏活力，自我评价的健康程度也更低，甚至更容易因病缺席工作。此外，通勤耗时过长还会使心理疾病（如抑郁症）的发病风险增加，并降低主观幸福感。而通勤距离过长则容易带来睡眠质量差、疲惫不堪、压力大等健康风险。因此，极端通勤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转化为公共健康问题，通勤路上可谓埋伏着“健康杀手”。

 

　　不过，也并非所有的通勤活动都会带来健康伤害，不同的通勤方式会产生不同的健康影响。比如，如果从开车上班改为乘坐公交、地铁或者走路、骑车上班，对BMI（身体质量指数）的下降会有积极影响。一项大数据调查显示，步行或骑自行车通勤与超重呈现较低的相关性，还可以降低罹患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从健康效应的角度来说，慢行交通（步行和自行车）最优，公共交通（公交、地铁等）次之，私家车则是最不利于健康的通勤方式。2021年，住建部发布《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标准》，上海、北京等多地陆续推出相关设计导则，引导推进城市慢行交通体系的打造，以促进居民体力活动的增加和健康水平的提升。

 

　　通勤，关系到城市宜居性和居民幸福感，影响着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近年来，北京、成都、苏州、长沙等地先后开展通勤提升专项行动。比如，北京提出在“十四五”时期提升45分钟通勤比重，并着力打造品质慢行交通系统。成都则将城市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列为“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之一，从职住格局、交通设施、出行选择、交通管理等多个方面提出措施。

 

　　在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改善交通条件、优化通勤体验已成为城市规划和治理的重点之一。从城市规划方面，可拉开城市架构，推动多中心、多组团发展，促进职住平衡，减少“睡城”出现，避免卧城化发展。同时，统筹轨道交通建设与TOD（公共交通导向开发模式）综合开发，确保通勤联系与轨道交通走向相契合，充分发挥轨道交通对城市空间与功能布局的引领作用。而在城市治理方面，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依托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MaaS（出行即服务）平台，促进智慧交通发展，如利用交通大数据改善路口拥堵、基于智能网联改善极端通勤等，提升交通治理的科学化和精细化水平，多措并举优化居民通勤体验。

 

　　　　　　　　《社会科学报》总第1845期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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