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有清晰的描述，面向未来，推动以人民为中心来实现共同富裕。“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包容共享的人民城市的建设目标涵盖了空间正义、区域协同、城乡融合等各个方面。实现人的城镇化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最终是要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目前，我们面临一个严峻的挑战，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在资源限定条件下的中国式现代化。不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约束条件对人口空间分布影响十分明显。在发展中平衡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是实现在资源和能源条件限定下现代化的要求，我们要努力实现农业生产区、城市建设区和生态保育区的平衡。

 

　　城镇化是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平台。经过七十多年的实践，中国在“大国大城坚定不移地走一条城镇化的道路，同时进一步平衡城乡关系，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方面实现了高度共识。这一共识既是当代的需求，也是几千年来中华文明能够得以在城乡之间普及、延展、生生不息的关键。如果要实现人的全面化发展、实现“一个都不能少”的共同富裕、实现城乡共同发展，城与乡之间双向链条的正常流动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曾经以这样的双向链条创造了几千年来中国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双重辉煌，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体系。如何打破二元结构的樊篱，重新实现城与乡的双向链条运转，实现人与生产要素的升级和迭代循环，这是未来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突出区域协同的重要性。如何实现城市群内、都市圈内以及中心城市与周边大中小城市发展之间的协同？就是要按照“全球竞争、有序发展，国土安全、区域均衡，中心引领、圈群发展，功能互补、质量提升”的原则，找到一条适应中国发展特色的、“人口-资源环境-产业-城镇-乡村-土地”等相匹配的基本路径。既要发挥出比较优势，又使得主体功能约束更加有效，实现“富有竞争力的、分级分类差异化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价值导向。

 

　　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以城镇群为主要载体，随后关注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进而提出大中小城市的协同发展，关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发展，提出振兴乡村、美丽农村的政策等，这一系列过程都在逐渐形成自上而下、从宏观尺度到微观尺度不断闭合的逻辑链条。未来城镇空间的基本框架是以全球城市、国家和区域中心城市为引领，以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发展优势区域为主体，形成多中心、网络化、开放式的城镇布局，在严守粮食、生态、文化、能源、边疆安全的基础上，分级分类引导空间资源的配置，提升空间的品质和效率。

 

　　强化主体功能区的作用。主体功能区体系的建立，根本是要解决中国的生态、生存和发展问题，既要解决中国人自己能养活好自己的问题，也要立足于我们能够在有限的资源、能源、环境背景下实现有序发展的问题。它关注的以是生态安全、粮食安全、水资源利用下不同管控差异为主线，来设定不同的前景，寻找最结合中国实际的、可能的发展路径。彻底摒弃传统的、简单粗放的发展模式，将被实践证明，不会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前景产生长期的不良影响。当某一类人群在离开特定区域的时候，随着目标转型、发展动能的变化，新的人口会逐渐填补这些人口流出地区所腾挪出来的资源型空间。

 

　　“地域差异”反映了不同的发展背景前提、不同的资源承载量，同时也体现了不同的发展时段，其目的是实现四大区域板块相适应，差异化、城镇化的主体策略。根据不同板块城镇发展阶段和资源环境背景，会形成不同主体形态的城镇化差异化分区，东部地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中部地区近期以都市圈为主、远期为城市群与都市圈兼有，西部和东北地区以都市圈为主、城市群为辅。对现在一些特定的后发达地区来说，如何培育现代化的中心城市仍然是其工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的实践抓手。

 

　　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需要建立新标准。这不是通过简单的格局、生产力布局要素的调整就可以实现的，围绕着宜居、韧性、智慧，为未来的城乡建设提出了新的标准要求。实现地域均衡的高质量发展，追求的不是GDP的均衡，也不是人均收入水平的简单平均化，而是要从市民实际感受到的公共服务出发，来探讨如何补足生活性服务业的短板，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我们国家的城镇化进程，目前仍处于大聚集、小分散的时代，地区差和收入差仍然存在，人们一定会向更高能级的聚集点聚集。但是，需要深入思考的是，要让人们向更高的聚集点的城区聚集，还是采用区域相对分散安置的都市圈方式聚集，是可以做不同选择的，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区域协同发展，会变成所有中心城市发展核心依据的原因。

 

　　　　　　　　　　　　《社会科学报》总第1852期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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