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以来，律师执业过程中权利被侵犯、被不正当损害的事件偶有发生，并随着媒体的曝光热度急剧升高，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在广泛关注律师权利保障的同时，还应明晰，律师是为当事人服务的，其代表着当事人的利益。为此，不应该将视野局限于律师权利被侵犯的浅层式论证，而应该深入解剖受外部因素影响导致律师权利被侵犯，与受内部因素影响致使律师主动作为不足，进而对当事人利益造成的影响，以及对当事人利益的救济。其中，核心的部分便是律师帮助效果的评价。只有合理评价律师帮助行为是否无效，才能把握当事人利益是否被侵犯，以及侵犯的程度，进而采取适宜的救济措施。

 

　　律师无效帮助的具体标准 

 

　　律师无效帮助可以成为获得人身保护的理据，但是，当事人需负两方面的举证责任：第一，律师的陈述水平低于合理的客观标准；第二，当事人受到律师不称职表现的影响，如果没有律师的失误，诉讼结果很可能会有所不同。仅靠认罪后果的错误建议不足以构成无效帮助，仍然需要错误性和影响力等因素加持。此外，法院认定无效仅是一个方面，合理性也是考量因素，即问题的解决是否合理，这是一个更高的标准。

 

　　律师无效帮助的层次解剖 

 

　　认定无效的情形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事实问题。包括认罪之前的犯罪事实和认罪之后的认定事实两个维度，二者皆为案件事实，并都需要证据支撑。第二，法律问题。不违反明确确立的最高层级的规范，同时，法律需要具体明确，如果模糊笼统，则一般不对下级法院产生直接的约束力。第三，合理程度。对法律不仅需要遵守，还需要合理适用。须知，律师无效帮助的审查不再局限于某一情节，而是综合全案因素进行考量，属于综合审查模式。在围绕当事人争点审查的同时，将视野扩展至全案，并以事实、证据、法律为依据，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有理有据的回应。

 

　　律师无效帮助的实践操作 

 

　　推定的存在是操作过程中的重要节点。当一项申请提交给法院时，如果法院草率地拒绝救济，则可以推定法院一般没有违反相应的法律程序原则，而是根据案情对该申请作出了裁判，且该裁判首先推定是正确的，即律师的建议在刑事案件所要求的权限范围内。律师也无需准确预测法院之后可能的操作，而是可以直接在合理的专业意见范围内进行推定，且此推定具有先期的信服力。当然，也允许后期具备相应条件时予以推翻。其中，也可以看出上下级法院之间并非对立的，而是互相信任、信赖的。当下级法院作出裁判后，其他诉讼主体提出异议时，上级法院首先要做的并非质疑，或者否定，而是肯定。所以，对已经产出的裁判，要想推翻，就必须准备充分的依据。这可以强化裁判的权威性，落实裁判的执行力，减少诉讼的频繁启动，但也给权利救济带来了一定的阻碍。

 

　　律师无效帮助的评价核心 

 

　　判断是否无效的关键，就在于所谓的无效行为是否会改变律师的办案思路，如果当事人选择不认罪而进行对抗，对抗的成功性就成为关键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核心的判断标准，就是在系属律师有效帮助下，当事人能获得无罪、轻罪结果的概率大小。除现行规范外，当事人实际获得的好处也是判断要素，这也是一种实质性利益衡量。所以，即便律师解答错误，但只要当事人获得了实际的利益，或者其利益未受实质性损害，那么一般不会认定为无效。总之，认定律师无效帮助有所隐忧，存在着角力。如果设立了律师无效帮助的细则，则会分散律师的注意力，其第一要义容易演化为不是全心全意为当事人服务，而是首先要规避责任，进而侵害辩护的独立性和自由度。实践中，主张律师无效帮助呈现规范层面路径畅通，实践层面运行艰难的状态，以致有效成为常态，无效成为例外。其背后，是刑事司法主旋律公正和效率的博弈。

 

　　解读实践中认定律师无效帮助的标准和要素具有实际意义，以掌握认定律师无效帮助的步骤和尺度。还应明晰，律师兴，则法治兴，律师是新时代法治发展的关键部分。法治是规则之治，涉及公私主体之间权力与权利的分配，也必然会因为利益分配而产生诸多纠纷。其中，律师既是当事人的代理人，又是矛盾的化解人，其纽带作用不可忽视。但是，受制于主客观因素影响，律师的帮助行为有时无用或者无效，这会给广大受众的利益带来一定的损害。那么，是否界定以及如何界定律师无效帮助就需要明确的标准指引。同时，司法机关应深化“如我在诉”的意识，发挥能动司法的效能，强化诉源治理，做到抓前端、治未病，依法保障律师和当事人的利益，将矛盾及时、有效化解。

 

　　　　　　　　　　　　《社会科学报》总第1887期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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