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种生产力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或框架之下出现的生产力，没有能够离开特定生产关系而独立自存的某种生产力。要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从根本上实现生产力的飞跃式发展，首要的任务就是变革和创新生产关系，以优化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和配置。加快形成新型的生产关系，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

 

　　自习近平总书记去年9月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以来，学界从各个方面对它进行了研究，包括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特征、内在逻辑和实现路径等。然而，在众多讨论中，一个突出的问题也渐渐浮现出来，即就生产力本身来谈论生产力，而撇开与之不可分割的生产关系。在本文中，笔者试图提供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视角，围绕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有关的争论表述自己的观点。

 

　　发展生产力的两个关键因素 

 

　　众所周知，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按照唯物史观，人类社会历史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当我们从结构上对生产力这一概念进行分析时，首先便会遇到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后两者往往又被统称为生产资料）这三个要素。物质生产的过程，便是劳动者运用劳动工具，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的过程，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人以自身的活动为中介、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的各个要素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其中，劳动者是基础。这是因为，物质财富是由劳动者直接创造的，其体力和智力的耗费即劳动能力的使用是物质财富的重要来源。不同于劳动者，劳动工具（或劳动资料）是科学和技术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一般智力的结晶形式，因而往往可用来衡量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马克思甚至认为，各个经济社会形态的区分标准就在于使用什么样的劳动工具，“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因此，从生产力的结构可以看到，要发展生产力，有两个至为关键的因素：一个是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另一个是劳动工具的改进和升级。如果说新质生产力不仅仅是生产力在量的层面上的增长，还包括质的突破和飞跃，那么，在今天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这两个因素的作用就显得尤为突出了。所以，对于顶层设计者来说，一方面要大力投资教育，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知识和技能水平，培养各种高端技术人才；另一方面，通过鼓励科学技术的创新性应用，对生产工具和产业体系进行优化升级，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变革生产关系，实现生产力飞跃发展 

 

　　然而，马克思在谈到生产力的时候，通常还会涉及另一个概念，即生产关系。所谓生产关系，指的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种结合方式，马克思虽然有时候在“生产的组织方式”这一技术的或管理的意义上来谈论，但是，更多时候则是在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在内的产权制度的意义上来谈论。或者直接来说，生产关系指向的正是产权制度。那么，为什么在生产力之外，还要附加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生产关系的维度呢？这是因为，离开了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潜在的、分散的，要从潜在变为现实，就必须使生产力的各个要素“相遇”，使之结合在一起，而提供这种相遇的条件的便是生产关系。因此，我们说，不存在脱离生产关系的生产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匹配，构成了每一个社会经济时代的特殊生产方式。如果说生产力是经济生产方式的质料方面，那么，生产关系便是它的形式方面。正是从生产关系这样一个角度出发，我们看到，不同于上面那种流于表面的、纯粹的技术史观（或生产力决定论），马克思同样提出了一种以斗争和反斗争为核心内容的新的历史观。在这种历史观中，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到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的演进与其说是生产力的不断进化、发展，还不如说是生产关系的重塑和更新，以实现人的最终解放目标。

 

　　在分析生产力概念的同时，强调生产关系的优先性，这一论点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它至少具有了以下几点意义。

 

　　首先，避免陷入拜物教，走向物质主义或享乐主义的文明观。比如，按照一些学者的看法，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只需要将生产力的各种物的要素拆分开来，一一加以支持和发展就行了。然而，这样一种“见物不见人”的看法造成的结果是，把人仅仅视为生产力的一个要素，一个能够提供价值的劳动力承担者，换言之，即人的异化。相反，如果我们从生产关系来看，那么，人不仅仅是物质生产的手段、工具，还是目的本身，因而有必要从人的价值角度对劳动过程进行改善，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要从劳动的重负中摆脱出来，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其次，警惕技术统治论。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技术创新、技术发展当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必须首先拷问的是，技术是为了什么目的而被设计或应用的。比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谈到资本主义社会从协作、分工到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过程。在这里，生产工艺水平的提高的确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马克思把所有这一切都置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这一题目之下，其正是为了说明，技术的应用是如何变成资本榨取更多剩余价值的手段，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是如何从形式从属转变为实质从属。因此，从生产关系（而不仅仅是生产力）来切入生产过程，技术伦理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

 

　　最后，从一种历史性视野来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避免将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自然化、永恒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曾经提到“生产一般”的概念。所谓生产一般，就是撇开生产的各种具体的社会形式规定，而仅仅从物质要素的角度来看待生产过程。在马克思看来，这样一个抽象概念有其价值，但仅仅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生产具体，“不致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比如，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看待资产阶级社会时，正是因为仅仅从生产力，从生产一般出发，结果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历史性的东西看作一个自然事实、一个“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相反，只要将之纳入生产关系的视野，我们就会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物质生产，而是一种以资本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特殊的生产方式。由此，该生产方式的历史性特征便呈现出来。

 

　　因此，在认识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避免一种危险的思想倾向，即就生产力本身来谈论生产力，从而将之变为一种抽象的“生产一般”。因为每一种生产力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或框架之下出现的生产力，没有能够离开特定生产关系而独立自存的某种生产力。

 

　　这一点也给我们中国式现代化和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这就是，要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从根本上实现生产力的飞跃式发展，首要的任务就是变革和创新生产关系，以优化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和配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加快形成新型的生产关系，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

 

　　　　　　　　　　　　　　　《社会科学报》总第1900期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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