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理学用兵
在《讨粤匪檄》里,曾国藩讲的都是天理,圣人子弟兵也要存天理。而战场上涌动的却是人欲,湖湘文化的利害处,是能使天理人欲一体。先是王船山从思想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后来曾氏便拿了这思想到战争中去。他一边在天理上做足文章,一边在人欲上下大功夫,把它们都搞好了,就可以存天理尽人欲。
天理就是人欲
上了战场,杀人就是天理,最大的人欲,就是保存你自己,外带打胜仗的战利,所以,曾国藩佩服船山先生。戴震说理学以理杀人。其实,这还是书生之见,凡是从战场上下来的人,都不会文绉绉地说什么“以理杀人”,那样说了,便是乳臭未干,连牙根都会变软,语气都会变酸。看透这一点,使之文化化,这便是湖湘文化,是船山先生立了根本,而曾氏来集大成的。
曾国藩在官场上是以理学来修身的,他在湖南起兵还是以理学治军,发《讨粤匪檄》时,他还是要“存天理,灭人欲”。可一进入枪林弹雨,他就发现还是船山先生说得对,天理就是人欲。有了这句话,就把他的思想解放了,他知道在战场上怎么做了。以天理治军,以人欲用兵,从天理通往人欲,从胜利走向胜利。自从懂了这道理,他就不再亲自上前线去,他把天理放在军营里,把人欲放到战场上去,他自己坐镇军营“存天理”,让弟弟曾国荃上战场去“尽人欲”。天京打得天翻地覆,他日思夜盼,可就是不敢上前线去,心里那个急呀!
曾国荃善用人欲兵法,率吉字营,掘地道入金陵城,置炸药于地道中,轰陷城垣二十余丈,督军屠城,搜杀三日夜,擒获李秀成,歼敌十余万。捷报传来,曾氏喜极而泣。用六百里加急,驰奏称:我军围攻金陵,两年多了,死于疾疫者,前后有万余人,死于战阵者,也有八九千人,念来令人悲涕。于此悲喜交加之时,他向朝廷报告说:“历年以来,中外纷传逆贼之富,金银如海,乃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在意计之外。”从“金银如海”到“全无货财”,反差太大了。
这样的报告,朝廷会相信么?可他确实只能这样说,在这一点上,他完全信赖前方的将士们,他们把命都扑上了,不信他们还信谁?如果没有天理就是人欲作为信念来支撑,他能说得这样坚决?有了王船山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他全能喝,什么样的话他都敢说。可他当时并不在前线,也许还有他没有看到的。可将士们将他没看到的都报告给他了,谁要不信前方将士,那就让谁去捅这个马蜂窝!只要前方将士众口一词,这就是历史。
他总说自己不能上前线,一上前线就打败仗,为什么?他不会没想过。试了几次以后,他就不再上前线了,待在大本营里,定战略,写奏折,前线反而会打胜仗。曾老九围攻金陵,他不敢去,怕去了不吉利。其实,哪里是什么不吉利?分明是“不激励”!
以理学治军,以儒术用兵,那是“面子”,是思想政治工作,当然不可或缺,但靠战争发财,才是“里子”,是动力。“面子”要讲究,那是方向问题;“里子”要重视,那是动力问题。曾氏两兄弟,一个讲“面子”,一个要“里子”。试想,他在前线要“面子”,将士哪能受“激励”?打了几次败仗,他就改变了,不到前线去,“面子”退居二线——放下天理,这样,才好用“里子”,行使“激励”——调动人欲。
因此,打下金陵时,他还在安庆,望穿秋水,万分焦虑。可捷报一传来,他就兴匆匆,由安庆登火轮船,汽笛长鸣,急驶而下金陵了……
接着曾国藩再驰折奏称:洪秀全、李秀成二“贼酋”分别处治,“伪幼主”洪福瑱查无实在下落。同时,他声称,目下筹办善后事宜,需银甚急,为款甚巨。百业方兴,使他左支右绌,欣喜之余,翻增焦灼。
关于金陵财宝,这问题过于敏感,谁也不想跟他闹翻,而且没有人能说得清,他说没有就没有。可是关于幼天王的去处,则不妨问一问,给他提提醒。首先发问的,是老朋友左宗棠。因为曾氏误信前方将士所言,奏称幼天王洪福瑱(此名误,原名洪天贵)于金陵城内自焚而亡,而左宗棠则向朝廷揭发“伪幼主”似已逃出“伪宫”,其根据,便是李秀成的供词。
事先,左宗棠也向曾氏通报过,但曾氏一如既往,相信前方将士,因而不以为然。可朝廷却借题发挥,严厉斥责,著其查明究竟逃走多少,并将防范不力者,从重参办。后来,幼天王落网,曾氏无话可说,却依然为手下将士辩护。他反诘左宗棠,斥其打下杭州时,敌军逃走十余万人都不自责,金陵城内逃出数百敌兵,就大做文章,揪住不放。朝廷见他们互掐,也就不问了。此次争吵,如演双簧,不管真假,客观上都起到了掩护作用。
裁军又成了所谓天理
裁军说裁就裁,拖久了,会在他和朝廷之间制造麻烦。据说,当时就有人这样问他: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这样问的人多了,朝廷难免捕风捉影,弄假成真。为了省心,也要裁军。他说:近岁以来,但见增勇,不见裁撤,无论食何省之饷,所吸者皆斯民之脂膏,所损者皆国家之元气。
如此说来,裁军又成了所谓天理。他作了这样一番公忠体国的表白之后,便与曾国荃商定了一个裁军的方案。他建议,将金陵全军裁撤其半,镇江冯子材之兵,全行裁撤,而扬州富明阿一军暂留。金陵军和镇江兵,将帅皆为汉人,而扬州一军,都统为满人,如此偏袒满营,于理有疵,于诚有缺,而迁就于所谓政治。讨好于人,或有把柄,或有叵测之心,正所谓“礼下于人,必有所求”。
他求什么?眼前,自裁湘军,求得过且过,岂不就是要他“灭人欲”?小鞋也穿了,鞋带也紧了,现在来削足适履,削湘军之足,适朝廷之履,湘军成了残疾,朝廷岂不快意?朝廷自以为得计,分湘军而治之,曾、左、李三分湘军,看似分了他的权,实则三足鼎立,形成犄角之势,平时争吵,关键时刻共进退。曾家一军,其势难以发展,兵分三支,才好迅速普及。湘军据两江之地,握东南半壁;淮军以剿捻,其势已入中原;楚军以西征,从东南贯通西北,曾军虽裁,但左、李二军发展起来。
就此而言,他不仅打下天京,而且暗胜朝廷。朝廷虽然还是朝廷,可天下已悄然转移,不知不觉地都落在湘军手里。三个英雄一台戏,人欲纵横捭阖,从此收复汉人国权,自是天理。他虽自损自抑,给足了朝廷面子,但他还是保留了湘军的底子。他将曾国荃五万人的军队裁了一半,留一万人防守金陵,留一万五千人以为皖南游击之师。其余,如鲍超军和彭玉麟长江水师,都原封不动保留下来。然后,他就向朝廷呼吁,要拿钱来,解决多年来累积的欠饷问题。咨湖北、湖南督抚,筹拨撤勇欠饷;还札委钱鼎铭、丁日昌等,办上海捐输,分拨松、沪厘金,以济军饷;李鸿章派人解到上海协饷银十七万两,支发江、皖各路湘军欠饷。
李鸿章来金陵,与他商定,曾退而李进,裁湘勇而用淮军。于是,奏遵旨驰赴皖鄂交界督兵剿“贼”一折,称:臣用兵十载,未尝亲临前敌,自揣临阵指挥,非臣所长。现湘勇已撤,檄调淮勇两军随臣西上,更资得力。他自称,长于治军,拙于用兵;长于战略,拙于临阵;长于谋饷,拙于牟利。
然此“拙”者,乃用“拙”也,其所谓“拙于用兵”,乃以“拙”用兵,此为道家言,“大巧若拙”之谓,以儒家言,则为“诚”,李鸿章办外交,曾氏教其一“诚”字,亦用“拙”也。
起初,朝廷用僧格林沁来平捻,不料,僧遇伏而死,朝廷只好请他出山。他作为钦差大臣统领淮军,可淮军却暗中听命于李鸿章,人欲难以调遣。这也难怪,朝廷如此待他,天下谁人不知?先皇曾言,打下金陵者,可封郡王。可朝廷食言,不但没有封王,反而给他小鞋穿,还逼着他裁军。如此朝廷,天理何在,岂能轻信?朝廷目光短浅,好用小计,失信于人,自乱其制,播下了亡国的种子。
《社会科学报》总第1785期8版
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否则保留追究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