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粤匪檄》里，曾国藩讲的都是天理，圣人子弟兵也要存天理。而战场上涌动的却是人欲，湖湘文化的利害处，是能使天理人欲一体。先是王船山从思想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后来曾氏便拿了这思想到战争中去。他一边在天理上做足文章，一边在人欲上下大功夫，把它们都搞好了，就可以存天理尽人欲。

 

 

　　天理就是人欲 

 

　　上了战场，杀人就是天理，最大的人欲，就是保存你自己，外带打胜仗的战利，所以，曾国藩佩服船山先生。戴震说理学以理杀人。其实，这还是书生之见，凡是从战场上下来的人，都不会文绉绉地说什么“以理杀人”，那样说了，便是乳臭未干，连牙根都会变软，语气都会变酸。看透这一点，使之文化化，这便是湖湘文化，是船山先生立了根本，而曾氏来集大成的。

 

　　曾国藩在官场上是以理学来修身的，他在湖南起兵还是以理学治军，发《讨粤匪檄》时，他还是要“存天理，灭人欲”。可一进入枪林弹雨，他就发现还是船山先生说得对，天理就是人欲。有了这句话，就把他的思想解放了，他知道在战场上怎么做了。以天理治军，以人欲用兵，从天理通往人欲，从胜利走向胜利。自从懂了这道理，他就不再亲自上前线去，他把天理放在军营里，把人欲放到战场上去，他自己坐镇军营“存天理”，让弟弟曾国荃上战场去“尽人欲”。天京打得天翻地覆，他日思夜盼，可就是不敢上前线去，心里那个急呀！

 

　　曾国荃善用人欲兵法，率吉字营，掘地道入金陵城，置炸药于地道中，轰陷城垣二十余丈，督军屠城，搜杀三日夜，擒获李秀成，歼敌十余万。捷报传来，曾氏喜极而泣。用六百里加急，驰奏称：我军围攻金陵，两年多了，死于疾疫者，前后有万余人，死于战阵者，也有八九千人，念来令人悲涕。于此悲喜交加之时，他向朝廷报告说：“历年以来，中外纷传逆贼之富，金银如海，乃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在意计之外。”从“金银如海”到“全无货财”，反差太大了。

 

　　这样的报告，朝廷会相信么？可他确实只能这样说，在这一点上，他完全信赖前方的将士们，他们把命都扑上了，不信他们还信谁？如果没有天理就是人欲作为信念来支撑，他能说得这样坚决？有了王船山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他全能喝，什么样的话他都敢说。可他当时并不在前线，也许还有他没有看到的。可将士们将他没看到的都报告给他了，谁要不信前方将士，那就让谁去捅这个马蜂窝！只要前方将士众口一词，这就是历史。

 

　　他总说自己不能上前线，一上前线就打败仗，为什么？他不会没想过。试了几次以后，他就不再上前线了，待在大本营里，定战略，写奏折，前线反而会打胜仗。曾老九围攻金陵，他不敢去，怕去了不吉利。其实，哪里是什么不吉利？分明是“不激励”！

 

　　以理学治军，以儒术用兵，那是“面子”，是思想政治工作，当然不可或缺，但靠战争发财，才是“里子”，是动力。“面子”要讲究，那是方向问题；“里子”要重视，那是动力问题。曾氏两兄弟，一个讲“面子”，一个要“里子”。试想，他在前线要“面子”，将士哪能受“激励”？打了几次败仗，他就改变了，不到前线去，“面子”退居二线——放下天理，这样，才好用“里子”，行使“激励”——调动人欲。

 

　　因此，打下金陵时，他还在安庆，望穿秋水，万分焦虑。可捷报一传来，他就兴匆匆，由安庆登火轮船，汽笛长鸣，急驶而下金陵了……　　

 

　　接着曾国藩再驰折奏称：洪秀全、李秀成二“贼酋”分别处治，“伪幼主”洪福瑱查无实在下落。同时，他声称，目下筹办善后事宜，需银甚急，为款甚巨。百业方兴，使他左支右绌，欣喜之余，翻增焦灼。

 

　　关于金陵财宝，这问题过于敏感，谁也不想跟他闹翻，而且没有人能说得清，他说没有就没有。可是关于幼天王的去处，则不妨问一问，给他提提醒。首先发问的，是老朋友左宗棠。因为曾氏误信前方将士所言，奏称幼天王洪福瑱（此名误，原名洪天贵）于金陵城内自焚而亡，而左宗棠则向朝廷揭发“伪幼主”似已逃出“伪宫”，其根据，便是李秀成的供词。

 

　　事先，左宗棠也向曾氏通报过，但曾氏一如既往，相信前方将士，因而不以为然。可朝廷却借题发挥，严厉斥责，著其查明究竟逃走多少，并将防范不力者，从重参办。后来，幼天王落网，曾氏无话可说，却依然为手下将士辩护。他反诘左宗棠，斥其打下杭州时，敌军逃走十余万人都不自责，金陵城内逃出数百敌兵，就大做文章，揪住不放。朝廷见他们互掐，也就不问了。此次争吵，如演双簧，不管真假，客观上都起到了掩护作用。

 

　　裁军又成了所谓天理 

 

　　裁军说裁就裁，拖久了，会在他和朝廷之间制造麻烦。据说，当时就有人这样问他：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这样问的人多了，朝廷难免捕风捉影，弄假成真。为了省心，也要裁军。他说：近岁以来，但见增勇，不见裁撤，无论食何省之饷，所吸者皆斯民之脂膏，所损者皆国家之元气。

 

　　如此说来，裁军又成了所谓天理。他作了这样一番公忠体国的表白之后，便与曾国荃商定了一个裁军的方案。他建议，将金陵全军裁撤其半，镇江冯子材之兵，全行裁撤，而扬州富明阿一军暂留。金陵军和镇江兵，将帅皆为汉人，而扬州一军，都统为满人，如此偏袒满营，于理有疵，于诚有缺，而迁就于所谓政治。讨好于人，或有把柄，或有叵测之心，正所谓“礼下于人，必有所求”。

 

　　他求什么？眼前，自裁湘军，求得过且过，岂不就是要他“灭人欲”？小鞋也穿了，鞋带也紧了，现在来削足适履，削湘军之足，适朝廷之履，湘军成了残疾，朝廷岂不快意？朝廷自以为得计，分湘军而治之，曾、左、李三分湘军，看似分了他的权，实则三足鼎立，形成犄角之势，平时争吵，关键时刻共进退。曾家一军，其势难以发展，兵分三支，才好迅速普及。湘军据两江之地，握东南半壁；淮军以剿捻，其势已入中原；楚军以西征，从东南贯通西北，曾军虽裁，但左、李二军发展起来。

 

　　就此而言，他不仅打下天京，而且暗胜朝廷。朝廷虽然还是朝廷，可天下已悄然转移，不知不觉地都落在湘军手里。三个英雄一台戏，人欲纵横捭阖，从此收复汉人国权，自是天理。他虽自损自抑，给足了朝廷面子，但他还是保留了湘军的底子。他将曾国荃五万人的军队裁了一半，留一万人防守金陵，留一万五千人以为皖南游击之师。其余，如鲍超军和彭玉麟长江水师，都原封不动保留下来。然后，他就向朝廷呼吁，要拿钱来，解决多年来累积的欠饷问题。咨湖北、湖南督抚，筹拨撤勇欠饷；还札委钱鼎铭、丁日昌等，办上海捐输，分拨松、沪厘金，以济军饷；李鸿章派人解到上海协饷银十七万两，支发江、皖各路湘军欠饷。

 

　　李鸿章来金陵，与他商定，曾退而李进，裁湘勇而用淮军。于是，奏遵旨驰赴皖鄂交界督兵剿“贼”一折，称：臣用兵十载，未尝亲临前敌，自揣临阵指挥，非臣所长。现湘勇已撤，檄调淮勇两军随臣西上，更资得力。他自称，长于治军，拙于用兵；长于战略，拙于临阵；长于谋饷，拙于牟利。

 

　　然此“拙”者，乃用“拙”也，其所谓“拙于用兵”，乃以“拙”用兵，此为道家言，“大巧若拙”之谓，以儒家言，则为“诚”，李鸿章办外交，曾氏教其一“诚”字，亦用“拙”也。

 

　　起初，朝廷用僧格林沁来平捻，不料，僧遇伏而死，朝廷只好请他出山。他作为钦差大臣统领淮军，可淮军却暗中听命于李鸿章，人欲难以调遣。这也难怪，朝廷如此待他，天下谁人不知？先皇曾言，打下金陵者，可封郡王。可朝廷食言，不但没有封王，反而给他小鞋穿，还逼着他裁军。如此朝廷，天理何在，岂能轻信？朝廷目光短浅，好用小计，失信于人，自乱其制，播下了亡国的种子。

 

　　　　《社会科学报》总第1785期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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