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古籍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做好古籍工作是赓续中华文脉的重要环节，那么，如何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如何“使文物更好融入生活、服务人民，积极拓展文物对外交流平台，多渠道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诚然，理解当下首先要先了解历史。为此，我们不妨从诗文复古谈起。

 

　　复古是明代诗文发展的主流思潮，后人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总结明代诗文复古。“明祖开基，旷然复古”，朱明政权建立后，在礼法、制度、宫室、威仪、衣冠等方面参酌古礼，“隆治汉唐”，“尚古”成为当时社会的文化心态。钱基博甚至提出：“中国文学之有明，其如欧洲中世纪之有文艺复兴乎？”（《明代文学史》）那么，诗文复古是否让古籍里的文字活了起来？

 

　　明代诗文复古促进了宋明理学的长足发展，掀起了中晚明思想解放的思潮，成为近现代社会的开端，与唐代韩愈以复“古文”来复“古道”有着异曲同工的作用。佛教、道教盛行，儒家思想受到极大冲击。彼时，韩愈思考的是：如果时人都信仰佛教、道教，那么中国人是否还是“中国人”？为此，倡导周公之教、孔孟之道，既有利于增强对儒家思想的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又有利于建构民族文化共同体。

 

　　陈寅恪、钱穆都曾指出胡汉之别不在血统、民族而在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根基。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指出“认同”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知道自己是谁，同时知道自己站在何处。认同感为个人或集体在世界中的自我定义、自我定位提供了一种有力的方式。因此，古代诗文复古作为一种文化认同，对建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民族文化共同体意义重大。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然而，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却“书厄”不绝：隋代牛弘《请开献书之路表》提出图书“五厄”说，明代胡应麟《书厄论》又总结出“续五厄”，近代祝白文《两千年来中国图书之厄运》“更陈五厄”。此外，宋人洪迈有“书厄论”，近人陈登原有“四厄论”。姜秀花《书厄——中国图书发展史上的憾事》将古代至现代“书厄”总括为18种，毁书数量之多，令人扼腕叹息。为此，加强对古籍的保护，“提炼并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更好体现文物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科技价值、时代价值”。这样，才能实现《意见》所指出的“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古籍储存着历史记忆、知识和经验，陈登原提出：“盖文献之散佚，一固足伤国家之体面，一亦足以损民族之精神。”（《古今典籍聚散考》）一段文献就是一段历史记录，一旦文献缺失，历史也就难以还原。因此，保护、整理古籍其实是在还原、修复历史。

 

　　清人曾为全面保存古籍而修四库全书，其努力与成就固然值得肯定，但同时也有人发出续修之古籍是否仍是“古籍”的疑叹。陈登原就指出：“《四库》书成之日，彼且为吾曹制造无数之残卷与讹书矣。”（《古今典籍聚散考》）理解的错位、材料的散佚、语境的变更，无不影响着古籍再造再生的合法性。更不必说古籍具有文物性质，其历史性、艺术性也是续修再造难以摹制的。因此，整理古籍时应“整旧如旧”，最大限度地保留古籍的原始面貌。

 

　　随着古籍保护意识的增强和文献复制技术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一些图书、档案由域外复制“回流”，但仍有文献外流及损毁事件的发生。典文残落、毁书焚档、水火兵虫，古籍会遭到各种破坏。而鉴定版本，也需要对实物进行目验，“观风望气”尤显重要。一些收藏单位为延长文献的保存期限，将古籍实物深藏，限制其流通。我们不能因古籍数字化、电子化而使读者难以再见古籍实物，同时也不能以保护之名，将古籍束之高阁。

 

　　新时代“让古籍活起来”，对全面复兴传统文化、建构民族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古籍不能仅仅存在于图书馆中。应该让古籍走进人们的生活，参与社会现代意义的生产，进而对之形成一种动态的保护。古籍只有在使用中才能“活”起来，在不断创新中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社会科学报》总第1804期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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