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出版的《王伯群教育生涯编年》（汤涛著，上海三联书店，2021.9）是一部融学术旨趣、人文情怀和使命意识于一体的年谱力作。

 

 

　　定规与定法

 

　　年谱写作有定规，史料取信有定法，汲取、遵循年谱写作的传统方法既是顺应读者阅读习惯的需要，更是考验作者严谨治学程度的标尺。该著以年为单位，承袭传统月、日逐条分述谱主事迹的方式，即是定规。

 

　　定规之下的写作在旁人看来是枯燥的，作者却沉浸其中，在解读谱主于笔尖的历程中，完成了一曲穿越时空的情怀唱和。相同的祖籍带来天然的亲近，谱主王伯群祖籍江西，作者祖籍汤显祖故里、素有江西才子之乡美名的临川。皆为传承历史文脉而不辞辛劳的情怀是作者与谱主神交的精神之源。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王伯群把大夏大学从上海迁至贵阳。一九四四年秋，日军兵犯黔南，贵阳奉令疏散，王伯群果敢下令把大夏大学迁至赤水，为保存中国文脉作出历史性的贡献。对此，作者立足于可信度高的一手史料，通过考证、鉴别、钩稽、精选，大量援引笔记、谈话记录、演说词、专题论著、条陈、文告、公犊、私人信札及新闻报道等，穿插入年表之中，对王伯群历时二十年风雨的教育生涯进行了如“放电影”般的纪实还原。作者将王伯群的人文情怀放置于中国近代教育史及抗争史中予以详尽勾勒，以点点滴滴汇集成滔滔江河之势，《王伯群教育生涯编年》致敬了这位保存中国历史文脉的英雄，也致敬了那个困难但坚韧的时代。

 

　　研究的使命意识

 

　　研究大学史即将大学视为一种历史的存在。饮水必思源，华东师范大学是在大夏大学的原址上建立的。王伯群的后半生献身于中国教育，创办大夏大学及系列中学，殚精竭虑，屡经创业之艰、发展之难、播迁之困而不放弃。王伯群以“服务国家，曰公曰诚”之精神，最终把大夏大学办成“东方哥伦比亚大学”，为中国高教史上的一个奇迹。这段大学史研究下来，谱主创办大夏大学筚路蓝缕之艰开启了作者一直潜藏于心的使命意识。使命感成就了高质量的写作，该著的撰写极为用心，封面题签、谱主照片、谱主题词、中页插图的选取，皆可见证。作者遣词造句贴合谱主所处时代的文风，简洁客观叙述之中处处留有对谱主的深深之情！

 

　　作者一直致力于大学史、中国近现代人物与思想研究。于研究者而言，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对所从事研究的肯定，作者先后在2017年、2021年斩获“汪道涵年谱”“王伯群年谱”两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后期资助是在大量深厚的前期研究基础上获得的立项，“王伯群年谱”立项前，作者先后编撰出版《王伯群与大夏大学》《王伯群文集》《乱世清流——王伯群及其时代》等四部著作，对王伯群这位近代民主革命先驱、政治家和教育家予以系统、缜密的研究。在这样扎实研究的基础上，“王伯群年谱”的立项可谓实至名归、水到渠成。“王伯群年谱”立项后，作者着手将研究八载之久的成果予以优中选优，编辑成年谱。年谱犹如通史，贯穿人物的一生，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字数的大工程。

 

　　王伯群作为近代史上的一位独特人物值得研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期待，在进一步挖掘档案史料的基础上，汤涛还将为读者奉献新的关于王伯群的研究成果。 

 

　　　　　　　　　《社会科学报》总第1804期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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