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文本的解读的丰富性，恰恰证明了这个文本本身的思想与内容的丰富性。在这部论著发表近200年的时间里，众多思想家与注释者持续不断地对这个文本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恐惧与颤栗》在克尔凯郭尔的作品中占据了一个颇为重要的地位，克尔凯郭尔生前在日记中预言，仅凭这本书就足以让他“赢得不朽的作家之名”。而这本书在正式出版之后所产生的广泛影响，有力地印证了克尔凯郭尔的这个预言的正确性。卡夫卡、维特根斯坦、萨特、卢卡奇、德里达等众多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从这个文本中获得了大量发展自身思想理论的重要灵感，并分别基于多个维度、多个视角与多个层面，对这个文本做出了丰富的解读。诠释文本的解读的丰富性，恰恰证明了这个文本本身的思想与内容的丰富性。

 

　　在这部论著发表近200 年的时间里，众多思想家与注释者持续不断地对这个文本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并对以下这些蕴含于该文本的问题不断进行着探索与争辩：亚伯拉罕究竟由于什么缘故才称得上“信仰的典范”？亚伯拉罕为了献祭以撒而做出的一系列行为，在何种意义上不同于以信仰的名义实施谋杀的恐怖分子与连环杀手？通过亚伯拉罕的这个故事，克尔凯郭尔想要表明信仰的何种本质特征？……约翰·利皮特教授所撰写的《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与颤栗〉》（郝苑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8），这部针对《恐惧与颤栗》的研究性导读，就致力于根据学界最新发展动态与他自身的严谨研究，为有兴趣的读者理解这些重要问题给出一些颇为耐人寻味的启发。

 

　　展示克尔凯郭尔对信仰的独到理解

 

　　对于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的故事，人们通常会以两种方式来做出回应，一种是“敬佩”，一种则是“模仿”或“仿效”，而这两种方式都有可能让人们误入歧途。一方面，敬佩者会极力推崇亚伯拉罕作为“信仰典范”或“信仰之父”的身份，认为仅凭这个身份就可以让亚伯拉罕的所有行为都变得正当，但这种态度回避了亚伯拉罕在献祭中杀死自己儿子这种行为让人们在道德上产生的困惑和疑虑，只会让这些敬佩者离真正的信仰越来越远。另一方面，仿效者倘若仓促地模仿亚伯拉罕的行为，就可能成为一个打着信仰的旗号进行杀戮的杀人犯或恐怖分子。

 

　　利皮特则力图避免这两种颇成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他根据克尔凯郭尔对于信仰和人性的洞识，以及当代哲学的前沿理论，细致梳理了克尔凯郭尔对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的故事所做的各种理解与评论，展示了克尔凯郭尔对信仰的独到理解，以及亚伯拉罕与当代人在生存处境上的微妙相似性。通过缜密而审慎的诠释与剖析，当代读者就会发现，亚伯拉罕在面对献祭以撒时的忧惧心境与艰难抉择，仍然可以为那些在当代的精神沙漠中苦苦追寻信仰与精神自由的单独个体带来大量可贵的经验与启示。

 

　　根据利皮特对克尔凯郭尔思想的解读，不难发现，克尔凯郭尔或许也会同意对那些志得意满地自称自己拥有信仰，但很少在现实生活中践行信仰，或热衷于在现实生活中假借信仰之名攫取权力和利益的人的批评，这些人也正是克尔凯郭尔在后期思想中极力攻击与批判的对象。但在克尔凯郭尔看来，真正的信仰并非完全弃绝对此生的关切，让自己完全离弃现实世界，而是在通过信仰放弃了对特定的有限事物与有限目标的执念之后，仍然怀着在此生中信仰必定得胜的信念，保持着对于现实生活与他人的无私关爱，牵挂于有限性，牵挂于历史的特质，牵挂于这个现实世界。不能放弃与回避道德的斗争与对精神的严酷考验，否则就会让一个人“失去深度、尊严，以及个人品性的那种即便有缺陷但仍然精致的美与力量”。因此，真正的信仰倡导的绝不是一味回避斗争和考验的纯粹避世态度，而是积极通过精神的斗争来表现出“对此生的信仰”。

 

　　对于《恐惧与颤栗》，还有这样一个普遍存在的误读：克尔凯郭尔通过解读亚伯拉罕的这个故事，想要倡导的是一种对上帝的无条件顺从，即便上帝下达的命令是一种违背了伦理要求的命令。利皮特正确地指出，这并非克尔凯郭尔的真实意图。利皮特结合神学背景与哲学思想资源，对于亚伯拉罕的顺从态度进行了深刻而又透彻的审视与反思。首先，基督教-犹太教传统通过普遍的启示与特殊的启示清楚地表明，上帝谴责将孩子作为祭品的做法。其次，亚伯拉罕并非毫无根据地顺从上帝的这个命令，而是根据他的那种亚里士多德式的道德知觉对以往经验的观审，相信上帝是一位对人类充满爱心的神明，他不会做出完全违背自身先前应许的命令。即便以撒会在这次献祭中牺牲性命，但亚伯拉罕相信自己终将在此生中重新得到以撒，并亲眼见证上帝做出的种种应许的实现。利皮特特别指出，亚伯拉罕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即便在大量违背先前预期的对立证据面前，亚伯拉罕也丝毫没有放弃自己对于上帝的信任与希望。但实际上这绝对不是亚伯拉罕盲从上帝的结果，而是亚伯拉罕根据自己的道德知觉与实践智慧审视自己与上帝打交道的经验而得出的成熟考虑与艰辛抉择的结果。

 

　　触及信仰与伦理之间的关系问题

 

　　《恐惧与颤栗》引起人们的种种争论与困惑的一大根源在于，它触及了信仰与伦理之间的关系问题。约翰尼斯在《恐惧与颤栗》的开篇就表示，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信仰严重贬值的时代，以马滕森为代表的黑格尔主义者主张要比信仰“走得更远”，他们根据伦理的普遍性，主张信仰应当接受伦理的规范与约束，因而亚伯拉罕杀死以撒是一件应当遭受谴责的事情。然而，这些用伦理的普遍性来贬抑和约束信仰的现代伦理学家有意无意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伦理本身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经常会发生各种变化，对于那些头脑机敏而又充满冒险精神的个体来说，当他们发现原先的伦理规范与伦理价值已经不再适用于自己的生活，已经对自己生命的茁壮成长构成了威胁与束缚时，他们就会尝试选择新的伦理规范与伦理价值，并通过自己获得的种种影响与功绩在伦理领域中开创新的世界，成为这种新伦理生活的典范和楷模。然而，对于那些由于头脑僵死和心智封闭而恪守原先的伦理教条和道德教条的群氓来说，这些在价值领域中开辟新天地的孤独个体也就成为了罪人，这些富有开创精神的个体无法仅仅根据原有的伦理教条来向周围人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只能在这些群氓的责难、谩骂、诅咒乃至迫害面前保持沉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名作《罪与罚》中就对这种生存处境做出了如下生动描绘：

 

　　根据自然规律，人一般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常人，另一类是真正有天赋或者才华的人，能在自己所处的环境里说出新见解。这两类人的区别相当明显：第一类保守、安分、顺从地过日子，也乐意当顺民。第二类人人违法，不是破坏者，便是倾向于破坏。……第一类人永远是现在的主人，第二类人则是未来的主人。

 

　　不难看出，恰恰在以上这种意义上，克尔凯郭尔笔下的亚伯拉罕也是和吕库古、梭伦与拿破仑类似的英雄人物，他们都凭借自身强大的信仰（即便他们各自的信仰极为不同）重塑了伦理生活，成为了“未来的主人”。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说，他们同样有可能遇到自己的信仰违背流行的伦理规范的生存处境。如果一个人不想从众流俗，不想软弱地为周围亲友的僵化教条所操控，既不想成为或许已经陈旧过时的伦理规范的奴隶，又不想屈从于鼓吹放纵颓废的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那么这个人就应当像克尔凯郭尔所倡导的那样，仿效“航海者通过向上仰视群星来确定自身方位的策略”，通过关注永恒的信仰来让自己的生活扎根与确定方向，以便于自己有力地摆脱束缚，战胜各种变幻不定的东西。克尔凯郭尔相信，信仰作为“唯一能够战胜未来的力量”，能让单独的个体“亲自战胜未来”并成为“未来的主人”。即便当代人的处境与亚伯拉罕的处境存在着许多重大的差异，但《恐惧与颤栗》中描绘的那个亚伯拉罕仍然能够成为寻求灵魂的当代人的“领路星辰”。

 

　　经典的哲学论著不仅可以孕育丰富的解读，而且也可以持久地激发一个人去追问那些足以改变自己生活方式并重塑自我的重大人生问题，而我在心底一直深深地相信，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与颤栗》就是这样一部经典的哲学论著。希望这本书所蕴含的信仰与智慧的火种能够播撒到众多读者的内心之中，在那里不断激发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爱、希望与勇气，鼓舞他们不管面对多么艰难的困境都能顽强地坚守自己的底线，并为赢得一种真正适合自己的个性，真正充满了自由和尊严的生活而不懈努力奋斗！

 

　　　　　《社会科学报》总第1834期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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