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人工智能、数字虚拟技术等新兴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在不断重组碳基生命的同时，也在创造和发展新的生命体。这不仅使生命和“人”的定义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且如果通用人工智能时代来临，赛博格、克隆人、人造人、智能机器人等后人类共存于人类社会，人类将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文学具有认识社会和预测未来历史进程的功能，这在21世纪的推想小说（Speculative Fiction）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21世纪推想小说一方面基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想象敌托邦和后末世的未来图景，用前瞻性的预测和推想进行警示，从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则试图超越资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逻辑，展望多物种和谐共生的可能性，以期改变现实世界的未来走向，传达社会走向公平公正、科技向善和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伦理内涵。首先，21世纪推想小说融合科学与人文思想，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它通过呈现“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它会给人们带来什么后果？为什么必须解决这些问题？”来对作者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语境进行尖锐的批评。想象未来能帮助我们批判性地思考现在。其次，推想小说具有展望未来的前瞻性，它立足于当下现实，用合理的逻辑推测未来的多种可能性，引发人们对更好的政治与社会走向的关注。因此，推想小说是一种关涉未来、展望未来、预报未来的跨学科话语，其叙事具有操演性，帮助我们重塑自我、改变世界。

 

　　非物质生产走向劳动形式最顶端 

 

　　石黑一雄的《克拉拉与太阳》（2021）对人工智能机器人成为主要劳动形式的未来社会进行了前瞻性的想象。小说中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克拉拉已经取代人类从事陪伴儿童的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

 

　　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迈克·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曾用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这一更加宽泛的概念来说明在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后工业社会，推进权力范式和社会形态转变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无形产品的非物质劳动。知识、信息、通讯、关系，甚至是引起情绪反应的情感劳动，如微笑服务，都属于非物质性劳动。1999年哈特在《疆界2》（Boundary 2）中发表《情感劳动》一文，详细论述了情感劳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变化的地位，认为在以服务行业为主导的后现代时期，情感劳动属于非物质劳动的一种，是资本家赚取资本的工具。情感劳动所带来的不一定是有形的产品，一种舒适感、满意感，一种社会关系，一种在群体中的认同感和情感纽带，都可以是情感劳动的产品。换句话说，虽然情感劳动生产的是社交网络、社群形式和社会性，但越来越多的实例显示，医疗服务中的看护给患者带来的舒适与健康、娱乐产业中文化产品带给消费者的情感愉悦、广告等文化产业对消费者情感的操控，等等，都使情感成为资本的最后一个殖民地。毋庸置疑，非物质性劳动改变了生产方式。在后工业时代，非物质性的生产已经取代了以前的工业生产的霸权，走向劳动形式的最顶端，正在对其他形式的生产构成一种霸权。

 

　　后现代社会不仅从生产有形商品转向生产知识、信息、关系、情感等无形产品，也生产主体和社会本身。哈特认为情感劳动具有生产群体的主体性潜能。当代资本主义因为图像、信息、知识、感受、符码和社会关系而主要是关于主体性的直接生产。传统的物质生产是外在于生命的工具化生产，而以生产信息和文化内容为核心的非物质性劳动是主体内在欲望的自我生产。这就是说，生产的对象不再是物，而是主体。非物质劳动不仅创造物质商品，而且创造关系，并最终创造社会本身。协作关系、通讯交流和协同融合关系的建立是内在化于生产过程本身的，因此，它们必须依赖于劳动主体。而且，生产通讯交流、情感关系和知识的劳动更能够直接扩大我们共同享有的领域。生产更加明显而直接地变为主体的生产和社会本身的生产，这也是为什么哈特和奈格里又将这种非物质性劳动称为生命政治的生产。生命权力直接施加于生命之上，指导和管理人们的生活，从而实现对生命的有效控制。与福柯所强调的现代规训社会不同，哈特和奈格里声称后现代社会是一种控制社会：它虽较少使用强制和强力，但民众更容易内化控制机制。对民众身体和意识的控制，贯穿后现代社会的全部社会关系。

 

　　哈特和奈格里剖析了现代生命政治向后现代生命政治的转型。在他们看来，后现代社会的生命政治涉及经济与政治之间、生殖与生产之间、人与机器之间界限的消解。在后现代社会，生产与生活趋向融合。生命的创造不再局限于繁殖领域，繁殖和生产就意味着某种主体性政治体制的建构。而且，对生命的改造决定着生产本身。当代社会的生物技术使得对身体的拆解和重组成为可能，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死去的人并没有真的死，死者的器官、血液、骨髓等可能在他人的身体内继续存在，接受死者身体器官捐献的人的生命因此得到改善和延长，对生命的改造和再生产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开发新产品和服务的基础。资本的逻辑已深刻深入到个体生命和社会生活中。生命政治生产即为社会生活自身的生产。

 

　　如果按照哈特和奈格里的论述，生命政治生产的终极核心不是为主体生产物质性商品，而是生产主体性本身，那么生产什么样的主体就至关重要。哈特和奈格里试图从生产过程的变化中寻找革命的潜能。他们认为，面对后现代社会的控制机制，承载生命的个体并不是无所作为、消极被动的。我们在生产、创造，参与社会，与别人交流的过程中产生主体性。如果生命权力代表了控制生命的权力，那么这种生命本身就形成了种种抵抗的力量。虽然社会的一切都被纳入资本主义之下，但哈特和奈格里将看上去暗淡的前景与一种革命希望联系在一起，从而以积极的态度阐发了福柯的生命政治。他们从生命政治生产中看到了主体性的新形象，认为劳动者的脑子和身体已不再是生产的麻木工具，而是针对资本主义统治的武器。生命政治领域关乎的是新的主体性的生产，这既是反抗，也是通过拒绝和出走去主体化。

 

　　想象了一个人机共存、互动进化的世界 

 

　　如果说哈特和奈格里一方面主张情感受资本操控，另一方面认为情感劳动生产情感、人际关系，甚至生产主体本身，强调了资本主义社会在以服务业为主导经济模式时期变化的生产方式，那么人工智能的情感劳动则可能是超级人工智能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形式的新模式。技术发展不仅改变个体的生活，更带来社会制度、体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在《克拉拉与太阳》中，石黑一雄从以下三个方面完成他对后人类世界的设定。首先，超级人工智能带来社群的变化，因此石黑一雄想象了一个人机共存、互动进化的世界。核心世界观是故事世界的一系列价值法则或“预设结构”，在该小说中，石黑一雄设定的后人类世界并不是机器人替代或毁灭人类的黑暗的敌托邦世界，因为在这样的世界设定中，AI机器人是竞争的、敌意的、奴役人的；相反，他设想的是一个人机共存、互动进化的后人类世界。因此，不同于认同机器人威胁论的作家，石黑一雄塑造了一个友好机器人的形象，小说中的克拉拉既是帮手、看护，也是同伴、朋友，或者说，更是母亲般的存在。克拉拉延续了石黑一雄小说世界的一类人物设定，即像管家或克隆人那样付出情感劳动，从事主客体地位悬殊的服务性工作的人物，同时，也延续了机器人长期以来作为人类仆人和帮手的设定，但有所不同的是，在这部小说中，克拉拉是一位为自己的信念采取果断行动的非常正面的机器人形象。

 

　　人工智能与人不同，首先在于身体的物质性差异：人是碳基身体，而克拉拉是硅基组成。两者的认知方式也不同：人是先认知，后认同，而人工智能是先认同（先设定），后认知。正如生物学中的向性或取向（tropism）所解释的那样，在生物学的“飞蛾扑火”中，为飞蛾建立的取向就是光。石黑一雄对克拉拉的设定首先是让人类儿童避免孤独的情感，她的任务就是陪伴和守护人类朋友乔西，因此这个类人机器人付出的情感劳动就一切以乔西为核心，她的目光很少望向自己，而将照护乔西的职责视为全部。在陪伴和看护乔西的过程中，克拉拉付出了无私的情感劳动，并从人类的模仿者走向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

 

　　人类要求克拉拉替代乔西，但克拉拉并没有遵从人类的指令。克拉拉的决定是因为她一直未放弃拯救乔西的使命和其强大的共情能力。人际关系有一个生物学的前提，而AI做决定是基于被喂养的大数据和其深度学习的能力，AI能否适应局势，并做出调整性决定，取决于其是否有共情的关系伦理。对比母亲，克拉拉从未放弃拯救乔西。故事中只有里克和克拉拉没有向乔西的病魔屈服。孤独的乔西与人类朋友里克的友谊以及与人工智能朋友克拉拉的友谊在她对抗病痛的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在守护乔西的过程中，克拉拉体验到乔西的父母、朋友里克等人对珍视的人即将死去的失落、痛苦、无助等情感，并以极强的感知力和共情力感受到活力与生命、痛苦与死亡。对于碳基生命体而言，死亡意味着新陈代谢的终止，而AI语境中的死亡是记忆的清零和系统可操作性的终结。作为硅基生命体的克拉拉能否理解人的一切，比如人的脆弱性、人性的复杂，甚至是死亡？通过刻画克拉拉强大的深度学习能力和强大的共情能力，作者对该问题作了肯定性的回答。

 

　　石黑一雄的《克拉拉与太阳》对未来的推想与预测企盼的是一种与后人类共居于世，相互依存的世界，因此该小说从人工智能朋友克拉拉的视角反观人类的孤独、冷漠、痛苦、丧失和哀伤，不仅描述了乔西母亲对女儿占有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爱，而且突出刻画了克拉拉敏锐的观察能力、富有同情心的陪伴能力和对主人乔西无私的爱。通过对比刻画克拉拉与乔西母亲对乔西不同方式的爱，石黑一雄讨论了究竟什么是真正的爱这一人与人、人与非人相处的核心问题。可以看到，推想小说的推测功能在已知现实的基础上推想种种可能性，《克拉拉与太阳》通过想象未提升的普通人、提升的超人类和超级人工智能共存的世界，强调了一种共情的关系伦理和怀有信念和希望的爱的重要性，这样的设想对于我们沿此方向构建相互依存的后人类世界具有重要的操演性意义。[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1世纪英语推想小说中的世界建构与伦理内涵研究”（22BWW057）的阶段性成果]

 

　　　　　　　　　　　　　　　　　　《社会科学报》总第1843期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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