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易学史和思想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六朝易学研究”(18CZX022）在对此阶段的易学文献进行全面搜集的基础上，微显阐幽，综合哲学史、解释学、思想史、文献学的多重方法，推进了此阶段的易学研究。

 

　　六朝易学的主要面向

 

　　《易》在产生之初就蕴含了两重属性，一是数术，二是作为大经大法；到了魏晋，它又成为玄学经典，故有了经学、玄学、数术的三重面向。此三重面向对我们认识六朝易学来说是缺一不可的。或者说，三重面向恰恰是六朝易学相较于先秦两汉或宋明易学的特色。同时，《周易》作为中华政教之本源性的经典，在佛教、道教激烈论争的时代，必然与二教产生各种有意思的冲突与互动。故就六朝易学的整体框架而言，需要涉及其经学、数术、玄学的三个面向，及其与佛教、道教的交涉。针对不同的面向，我们需要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的组合。

 

　　六朝经学易之发展 

 

　　就经学演变之大势而言，汉代多章句，汉末魏晋多传注，刘宋以降逐渐以义疏学为主流（亦不排除有经注）。

 

　　汉魏之际是易学的转折时代，相关人物如郑玄、荀爽、虞翻、王肃、王弼的研究已多如牛毛。不过，这种转变到底在何种意义上成立，仍有可研究者。其中，王肃易学是不可忽略的关键。汉易言及“体”即指卦，由上下体、互体、连互、爻体等视角所选取出的卦；言及“象”，主要探寻卦象（以三画卦为主）与实际物象之间的联系。自《易传》至汉易，也有以爻为中心取象视角的诠释，王肃将其变成主要的诠释方式，尚未对此角度作根本性的哲学说明。王弼通过“体”这一概念，在“卦体”的形体、整体义之外，发展出“体性”之义，以“义”为“体”。要直接与“义”关联，而义直接可以为物象作表征，中间可以不需要再经过卦象。如果说汉易是“卦-象”之学，那么王弼是“爻-义”之学。

 

　　经学史、易学史通常认为荆州乃至王弼易学的兴起，其实就是费氏学代替了今文学。但对这个判断需要检讨或者需要明确其在何种意义上成立。势如水火的虞翻、王弼，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亦有一致性。虞翻推崇象数，但与西汉今文家法以象数推天道而制法的方式很不同，他把目光转移到经文上来，却与王弼是一致的。费氏本无经说，在民间私传，所以“费氏兴”的意义就在于经学文本主义的兴起。

 

　　魏晋时期，西汉今文四家易学唯一还存在学脉的为京氏易，其传承代表为陆绩、干宝。陆绩是吴人，在王弼之前，属吴学旧学的传承；干宝则体现出了后王弼时代京氏易的应对方式。值得注意的是，陆氏在注《易》时，将经文与天文学讨论联系起来。这不是陆绩独有的现象，当陆绩以明夷卦证明浑天说的时候，稍晚于他的亲戚姚信则以明夷卦论述其《昕天论》。这说明六朝前期的吴人，以《易》为天道之理论基础的思想是主要基调，是汉易的一种变体。

 

　　刘宋以降，《周易》注释一变为义疏体。这一方面意味着诠释体裁的变化，另一方面也与经典传授方式以民间或半官方的寺馆之学为主要渠道有关。最早的两家义疏易学者以沈麟士、刘瓛为代表。刘瓛乃至梁初的褚仲都还比较质朴，而梁武帝、周弘正并好玄儒之学，又喜融通三教，故其《易》疏颇能体现儒、玄、佛之交融，二家所留资料虽少，但仔细推绎，仍能测其意味。在梁、陈二朝，易学之最主要宗师为周弘正。其“易有三义”的学说看似继承《易纬》，其实与其中道方法有关。中道和重玄是南陈时代特别流行的学说。周弘正之祖周颙亦精通《易》而立《三宗论》，以超越有无之中道为宗；周弘正作《论三玄》，以《周易》为约有明玄，综此种种，亦可窥见周氏家族的易学指归。周弘正在陈亦为官，而何妥（后入周）、张讥皆曾学于周弘正，陆德明（入隋）又从张讥受业，三人皆可视为义疏学之余绪。陆德明易学部分，因其《周易文句义疏》等全部亡佚，鲜有探讨其易学者。除《经典释文》外，陆氏著述最多者即《易疏》。其实通过《经典释文》某些片言只语与《周易正义》卷首八论对读，我们能发现其《周易发题》的蛛丝马迹。

 

　　六朝玄学易之发展 

 

　　对于王弼等玄学家的易学理论，学界讨论已经颇多。王弼继承者的理论，譬如孙盛《易象妙于见形》的中道立场值得重视。孙盛将“圆应”用于易学诠释，反对王弼那种“六爻变化、群象所效、日时岁月、五气相推，多所摈落”的做法，但在后王弼时代，他必须重新为易象之学奠定玄理的基础。突出象的无滞性，在时变中把握象，进而把握器，在《易》的诠释上意味着可以重新引入取象、互体、五行、日时等因素，只是要当“时”而用，不拘泥于此。由此关联的政治哲学即意味着对历史中圣人应变之教的充分肯定，而非一味地以“失道而后德”“崇本以息末”的态度加以摒弃。另外需要关注的是王弼之外的学者对太极的理解，包括纪瞻、顾荣之辩，梁武帝、李业兴之问对等。佛教中道理论对此时期太极说的影响需要认真加以分析。

 

　　六朝数术易之发展 

 

　　数术问题固然与哲学关系不大，然《易》一开始形成就有此性质，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且数术思维延续如此之长，认真加以研究方可理解中古易学之思维方式。《易》与数术是交叉关系，三国管辂与晋郭璞是此阶段的代表人物，管辂对《易》占理论的说明尤其具有典型性。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相关易学数术文献，特别向我们展示了中古时精英和大众的信念世界。六朝数术之集大成的《五行大义》，不仅仅是数术的总结，而且赋予数术哲学根据。

 

　　六朝易学与佛、道教之交涉 

 

　　六朝易学与佛教的关系方面，以问题为中心，分无生与生生，三才与众生，感应、报应与寂感三个方面展开。易学作为中华文明政教之源，与佛教不仅有融合，也有冲突和对立，首先是“生生”精神与无生之教的冲突，具体说来，还有《系辞》“游魂为变”是否可以作轮回之诠释，以及神灭争论。其次是《周易》三才说与佛教众生轮回之间的差别，这看上去是有关存在分类的小问题，其实涉及对“生”这个现象根本理解的差异，何承天与颜延之、宗炳的讨论可作为分析例证。最后是以《讲周易疏论家义记》为中心，研究兼摄玄、儒、佛的义疏易学之特色。

 

　　六朝时期与道家有牵涉的易学家，往往是主流教派系统边缘的道教信奉者，如可能与天师道有一定关联但并非其教派的蜀才，又如上清派尚未形成之前的葛洪，以玄摄易；再如南齐兼治道教、玄学、数术、经学的顾欢；以及北周出入佛、道，却又立志经世的卫元嵩。此处探究的问题是为何易学与道教的关系看似不紧密，或者说，二者是在何种层次产生关联。

 

　　六朝易学诠释的主线 

 

　　从哲学角度来说，六朝易学的主线是面对汉代宇宙-政治秩序之后，如何会通有与无的问题。前期的争论或执无，或执有（象数），而东晋以后的不少易学家则围绕“玄”“易”展开，以找到这种有无的哲学名相和体系。从经学诠释角度来看，汉代经文经学的易学其实侧重于以易道（天道）直接为汉制法，进行制度设计；而随着汉的衰落，经学理想难以直接实现，郑玄即“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使经学成为文本诠释和知识追求的对象，到了魏晋，虽然有经学大师传承期间，然此倾向一变而为知识的研究，再变而为讲论。《易》也难免作为玄谈之经典讲解。而经与理之重新真正融合，要待理学之兴起。从文明角度来看，《易》人更三圣，可谓中华政教之义理本源；其具体之施设，则在礼典。故佛教传入中国，欲比拟会通者，在群经中以《易》与丧服最为重要。六朝易学与佛教撞发出非常丰富的义理火花。总之，从哲学、经学与文明的三个方面，都足以看出六朝易学对于易学史和六朝思想研究的双重意义。

 

　　　　　　　　　　　　《社会科学报》总第1845期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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