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林灵隐寺志》作为一部专门详细记载灵隐寺一千年多来沧桑变迁的历史文献，在中国佛教方志编撰史、明清佛教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灵隐寺，又称武林灵隐寺，位于浙江杭州西湖灵隐山，是我国佛教禅宗著名的寺院。灵隐寺可谓历史悠久，至晚明时期，《武林灵隐寺志》（简称《灵隐寺志》）随着晚明佛教复兴应时而作。《灵隐寺志》是在白珩《灵隐寺志》（简称“白志”）、孙治《灵隐寺志》（简称“孙志”）的基础上，由徐增重修而成，所以，此志的编撰无疑既继承优点，又改造缺点而有所提升。《灵隐寺志》的编撰主要有以下特点。

 

　　内容明确，记载集中。《灵隐寺志》是专门记载灵隐寺相关情况的寺志，故内容对象十分明确。这其中既涉及灵隐寺纵向的方面，即历朝历代按时间顺序的文献，又涉及横向的方面，即每个朝代按空间顺序的文献。由于内容对象明确，《灵隐寺志》的内容记载就相对集中，不论是收录卷首的序和图片，还是八卷所收录记载的内容，主要是源流、古迹、人物和艺文等，兼及法语、寺产等，皆与灵隐寺相关。释戒显《灵隐寺志序》云：“又况灵隐以一百余代禅祖之后，其中或开创，或重兴，或建功业几条，或置殿堂几带，功业难冺，莫不表扬。”可见，此志的编撰就是为了表扬灵隐寺发展史上的丰功伟业，总结往昔，昭示将来。这个特点是以某单一寺院为内容对象的寺志的共同编撰特点。

 

　　体例沿袭，略有创新。关于《灵隐寺志》的体例，四库馆臣云：“国朝孙治撰，徐增重编。治，字宇台，仁和人。增，字子能，吴县人。其书因明万历中昌黎白珩之志稍增损之，体例与他志略同，惟以宦游、寄寓之人概收之《人物》一门，则事涉创造，于义未安。”可见，四库馆臣认为《灵隐寺志》的编撰就体例而言是沿袭中有所创新。

 

　　《灵隐寺志》成书在明末，故具有明代佛教方志的典型特点。根据曹刚华著作《明代佛教方志研究》对明代佛教方志的体裁研究，“平目体，又称平列分目体。是将志书内容分为若干类，下不列门类，各类目之间平行排列、互相独立、互不统摄的一种结构，宋元志书多采用此种形式。这种结构也影响明代佛教方志的编撰，明代平目体佛教方志又可以分为区域型、繁复型、简单型三类”。据此，《灵隐寺志》编撰的各部分分类完全属于平目体，而平目体中又符合曹著的繁复型。因此，《灵隐寺志》的编撰体例是沿袭为主，主要是徐增《灵隐寺志》沿袭“白志”，“白志”沿袭之前的其他明代佛教方志。

 

　　至于《灵隐寺志》的编撰创新，四库馆臣所言“惟以宦游、寄寓之人概收之《人物》一门，则事涉创造”，此论中的创造即创新。《灵隐寺志》的《历代人物》部分所收人物有76人，相关内容文献是有限的，如果再分类，就显得分量不足和多余，而概收在一起，反而充实了此部分内容，因此，“于义未安”之说并不妥当。《灵隐寺志》的另一创新是卷八之中罗列与灵隐寺相关的历朝逸闻轶事和征地用地等情况，这些文献对灵隐寺和后人研究灵隐寺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收罗宏富，内外皆备。收罗宏富是指《灵隐寺志》编撰的文献收罗之功，只有在这方面做到比“白志”“孙志”更好，才能编撰出更高质量的著述。“孙志”被称：“雅而不诬，赡而有体；其举赜也，虽幽隐不废。”可见，“孙志”的内容就十分丰富，并涉及幽隐难以寻找的文献，而徐增编撰《灵隐寺志》是以“白志”“孙志”为基础的，那就更需要收罗宏富的文献来就“白志”“孙志”的缺点进行改造提升。毕竟文献是著述编撰的前提和基础。徐增就认为修志者需要精深典故，而典故来源于文献。不熟悉法门事故，修寺志就更难。

 

　　内外皆备是指《灵隐寺志》编撰的收罗文献不仅有内典，即佛教典籍里的文献，而且有外典，即帝王、王臣和文人居士等撰写的文献。一般情况而言，如果编撰者是僧人，他可能对内典文献比较熟悉；如果编撰者是文人居士，他可能对外典比较熟悉。《灵隐寺志》的三个编撰者皆是文人士大夫，各人的学识水平不同，但都具有驾驭外典和内典文献的能力。释戒显《灵隐寺志序》云：“有此书也，不惟先师血汗永耀灵山，并一百余代禅祖，其崩崖裂石之法语、飡冰嚼雪之高风，及古今巨公伟人、奇文异藻，囊括殆尽。”这是对徐增编撰《灵隐寺志》时收罗的内外典籍的一种高度赞誉。

 

　　古今贯通，注重当代。编撰寺志者都注重古今贯通，这是寺志编撰的内在逻辑思路，主要是对寺志有关人物、事件等进行由古至今的叙述、罗列和梳理，让读者一目了然。古今贯通的思路在《灵隐寺志》中得到了贯彻，如典型的卷三《住持禅祖》，对灵隐寺的历代住持以朝代来区分，逐次进行安排，从始祖慧理祖师到徐增编撰时的晦山戒显禅师、五岳济玹禅师。

 

　　注重当代是指《灵隐寺志》的编撰特别重视当代文献的收集和记载。古代有关灵隐寺的记载相对时间长远，遗佚较多，所存较少，存在文献的有限性。而当代有关灵隐寺的记载很近，留存较多，可信性较强，就存在文献的选择性。就《灵隐寺志》的内容看，明显的是明代的内容居多和详细，而明代之中，明显的是编撰者所处时代相关的内容居多和详细。例如在《灵隐寺志》中有关具德弘礼的记载，除了卷三下《住持禅祖二》的记载外，其他记载还有弟子释戒显《本师具德老和尚行状》、吴伟业《重建灵隐具德大和尚塔铭》、张立廉《重兴灵隐具德老和尚全身塔表》，这三篇宏文皆篇幅较长，内容详实。而其他住持禅祖大多仅在《住持禅祖》中有体现，很少另有专门详实文献。与此同时，有关具德弘礼的记载内容在其他卷数中也屡有提及，这都与编撰者对灵隐寺当代文献的掌握较多有关，当然这也与具德弘礼对灵隐寺所作的巨大贡献有关。[全文将刊发于《上海地方志》（季刊）2023年第1期]

 

　　　　　　　　　　　　　　　　《社会科学报》总第1845期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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