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人类的生活时空正在经历着巨变。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工作与生活的习惯。从空间的角度来看，人们越来越不必局限于固定的工作场所，“书店”“咖啡厅”“公园长椅”显然是比排列整齐的工作间更好的“工作场所”，在这些地方，不仅可以看到消费群体，而且可以越来越多地看到使用电脑批改作业的老师、做表格的会计、回复邮件的白领……

 

　　“劳动时间延长”为资本增殖找到新源泉 

 

　　可以说，撇开工作性质上的差异，数字技术的应用理论上令人们在任何场所都可以从事以数据为目的的生产活动；从时间的角度看，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的普及进一步打破了生理学意义上的时间限制，让数据的产生可以发生在一天的任何时间段，Jonathan Crary在他的著作《7/24：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终结》中指出，除了必要的睡眠时间，人类的其他时间已经被工作时间、消费时间或市场时间填满。事实上，如果从当前数字技术应用的成果来看，Apple Watch等可穿戴数字设备具备的睡眠监测功能也已经将“睡眠时间”数据化了。

 

　　总之，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与人类生活时空的结构性变化指明了人类未来发展的趋势，而这一趋势在重塑人们生活习惯的同时必然令“数据”成为具有价值的生产资料。在此基础上，如果以“数据”为前提重新审视生产劳动的规模便会发现，数字式技术的广泛应用加大了生产劳动在人类社会中发生的密集程度。对劳动者来说，这种高密度的生产活动并不表现为“工作时间”的延长，而是巧妙地借助数字技术，通过将劳动者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生产数据的劳动时间，完成了劳动时间在另一个维度上的延长。在这个意义上，从资本的角度来看，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难以改变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劳动时间的进一步延长”反而为资本的增殖找到了新的源泉。

 

　　数字化生活正成为资本无序扩张的来源 

 

　　事实上，人们并非从今天才开始习惯劳动向非工作时间的蔓延。法兰克福学派上个世纪的研究表明，受资本逻辑的影响，人们的娱乐休闲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劳动的延续。在《文化工业：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一文中,阿多诺曾指出，娱乐消遣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劳动的延续……而同时机械化的劳动过程，又有这种支配业余爱好者和他的幸福的力量，并且这种力量又可以完全决定娱乐消遣商品的生产，因为生产者全部精力都集中于看劳动过程本身的模拟图像。阿多诺认为，大众不工作时的娱乐消遣行为与资本主导的文化工业化连在一起，娱乐、消遣作为劳动的延续为文化工业提供了需求的方向。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Walker Smythe）则从传播学的角度提出受众商品理论，他指出，在人们不工作的时候，资本靠着高度商业化的媒介（包括广告、广播、电影、电视等）宣扬浮夸的价值观，鼓吹消费主义、娱乐至上等观念，从而培养了深受这些观念影响的“受众”群体，“受众”群体的反应则进一步为资本指明了新市场、新需求的方向。因此，从历史上看，劳动向非工作时间的延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20世纪末，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兴起，互联网潜在的用户基数显然为劳动继续向非工作时间延续指明了方向，“数字劳动”概念也应运而生。蒂兹纳·特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从经济的角度指出，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出现及其发展催生出免费劳动力的培养皿。他在《免费劳动力：为数字经济生产文化》一文中指出，提供“免费劳动力”是数字经济中创造价值的一个基本时刻……数字经济是价值和自由文化/情感劳动力实验的重要领域。它与特定的生产形式（网页设计、多媒体制作、数字服务等）有关，但也与人们没有立即认识到的劳动形式有关，如聊天、现实生活中的故事、邮件列表、业余爱好者时事通讯等。蒂兹纳发现，数字经济视域下的劳动形式更加丰富，这些劳动形式不但包含了网页制作、多媒体制作等人们有意识去从事的生产劳动，还包含了人们借助互联网这一媒介开展日常生活的部分。当互联网时代的劳动廉价到甚至可以用“免费”来形容，这必将给市场带来颠覆性的影响。特雷博·肖尔茨(Trebor Scholz)认为，与传统人类生产劳动不同，“数字劳动”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带有一定的“休闲”性质，例如个人消耗在社交网络上的时间，用点赞、标记喜爱为网站免费归类，编辑图片、视频、音频等行为。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指出，要理解“数字劳动”，就不能只是局限于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的具体的劳动，还需要回到马克思的论述中重新反思“什么是劳动”这个基本的问题。福克斯认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劳动”事实上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劳动表现为人类学意义上的“劳动”，即人类为获取物质生活资料所付出的各种生产活动，而广义上则表现为某一历史时期的具有鲜明历史特征的一般人类活动。福克斯的观点提醒人们，只是讨论“数字劳动”产生的使用价值如何将劳动者变成免费的劳动力继而侵占劳动者的生活时间，其实难以深入到资本逻辑的核心地带。马克思关于劳动二重性的分析早就指出，劳动在资本主义历史时期的特殊性恰恰在于，其不仅表现为生产商品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还表现为生产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不同于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生产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被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性中介。在这个意义上，数字资本主义的出现意味着“数字劳动”作为庞大的抽象劳动量的堆积，存在进一步深化、巩固资本内在逻辑的可能性。从劳动者的角度看，与之对应的“生产过剩”并不仅仅表现为实物商品的堆积，而是数据不断产生的“堆积”以及为了生产数据而变得越来越数字化的生活本身。可以说，愈发数字化的生活正在成为资本无序扩张的潜在风险来源，面对这一潜在风险，有必要做出有效的回应。

 

　　时间都去哪了 

 

　　众所周知，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是靠盗窃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来占有剩余价值的。马克思早就意识到，资本要盗取劳动时间，本质上是要“延长”对应抽象劳动的“工作日”，这种“延长”并不是延长工作时间，而是伴随生产力提高，扩大资本与活劳动发生“交换”的整体规模，因为马克思使用“劳动时间”来衡量剩余价值，所以，“延长工作日”事实上指出了资本尝试不断提高与活劳动发生交换可能性的内在企图，这种交换对劳动者来说，便意味着他的全部生活越来越多地变成了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抽象劳动。

 

　　如果说马克思只是从经济的角度预言了资本的这一企图，那么，数字资本主义则用其特有的方式回应了马克思的预言。毋庸置疑的是，互联网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资本可以大大提高与活劳动发生交换的概率。以如今的数字音乐市场为例，在音乐尚未数字化的时代，人们消费音乐的频率与定期购买CD、磁带等实体音乐介质是连在一起的，在买到实体的那一刻消费便结束了。但随着数字化浪潮的到来，mp3等格式让音乐可以通过互联网被更为轻易地买到，如今，音乐消费对多数人来说表现为周期性购买音乐服务，这种趋于稳定的周期性购买一方面大大提高了人们消费音乐的频率，另一方面则打通了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壁垒，既让生产方透过数据实时了解消费者的潜在需求，又不断刺激消费者购买生产方的服务。换句话说，伴随着音乐的数字化，整个音乐市场的结构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与传统市场相比，个人数字音乐消费在这里不仅没有终结于购买，反而被高效整合进生产之中，成为生产必不可少的环节，而生产也越来越不以音乐内容提供方的审美情趣为导向，生产者需要充分考虑消费者数据中反映出来的喜好，生产消费者喜爱的内容，以此提高市场占有率，也就为资本进一步延深交换，寻找新的需求指明了方向。

 

　　如上所述，对数字资本主义而言，马克思劳动时间思想的价值在于它仍适用于对数字时代资本流动规律的理解。人们总是感慨时间都去哪里了，其原因并不在于人们在浪费时间，而在于资本可以依靠数字技术这一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成果与人们的生活发生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高频交换。而数据的生产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面反映交换频率的“镜子”，从马克思的角度看，其可以视作当今“工作日”延长的单位。最后，数字劳动给人类的社会生产活动带来巨大机遇，对于中国乃至世界来说，这场革命才刚刚开始，我们需要持续关注。

 

　　　　　　　　　　　　　　　　　　　　　　　　《社会科学报》总第1847期2版

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否则保留追究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