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福建泉州文管会宣称发现了一套李贽评批的《史纲评要》的明代孤本。然版本学家王重民及其诸多弟子力证此书为托伪之作，故海内外学术界直至今日都认定该书就是托伪之书。原哈佛大学东亚系研究员宋耀良通过钩沉辑遗，力图从明代残卷手稿中给这桩五十年前的史籍版本公案以一个新答案。

 

 

　　缘起 

 

　　1974年，福建泉州文管会宣称发现了一套明代孤本，即录有李贽评批的《史纲评要》。据查该书最早于明万历四十年癸丑（1613）刊印于南京，次年甲寅又有茂勤堂翻刻本。由于史上几次禁毁，是书存世极少，泉州市文管会发现的是初版本（1613），特向中央作了呈报。

 

　　李贽是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学者，以离经叛道著称，崇尚法家，抨击儒学，贬抑孔孟之道。当时正值全国处于轰轰烈烈的评法反儒运动中，中央高度重视，组织一批版本学家、图书馆家作研讨鉴定，计划一旦确认是真本，即付印简体字本，广为传发。

 

　　鉴定会议在北大召开。德高望重的版本学家王重民首先认为此书并非孤本，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接触过该书，现上海图书馆也藏有癸丑本。此书初版刻刊者吴从先有作快书之习，即热衷出版当时的畅销书。王重民先生认为此书有疑，此后在北大图书馆找到了一部明姚舜牧编订的《史纲要领》，该书刊刻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即李贽死后八年。对照了两书，王重民发现李贽的《史纲评要》承接于姚舜牧的《史纲要领》。史文相同，有些评语甚至直接针对《要领》中的评论。而《史纲评要》又晚于《史纲要领》三年后刊出。托伪的疑点愈甚。

 

 

　　尽管如此，《史纲评要》还是重排出版了。文革之后，王重民的学生们纷纷撰文，力证此书为托伪之作。其中著名古籍专家崔文印发表长文《谈〈史纲评要〉的真伪问题》（《文物》1977年8期）。自这些权威者的鉴伪之文一出，海内外学术界直至今日都认定该书就是托伪之书。

 

　　A本是什么 

 

　　《史纲评要》是有疑点，但细究托伪之说，也有其疑点。虽然《评要》与《要领》史文相同，似乎还不足以证明后者一定抄袭了前者。《要领》的刊印者姚舜牧曾撰文谈及为何要出这套书：“予少读《史纲》，见其篇籍浩繁……于是辄忘固陋，大为删订，以昭示来者，名曰《史纲要领》。”（《来恩堂集》卷二）可见他是依据少时读的一套《史纲》书而编撰了该书。可是那套《史纲》是何书呢？

 

　　清道光版《福建通志》卷七十二记有“李贽《史纲评要》三十三卷”。民国版《麻城县志》前编卷十也记有：“（李贽）其在龙湖所辑书曰《初潭》《史纲》《藏书》《焚书》《因果录》等，凡手录及所评点，不下数百种。”县志注明此资料来源于康熙旧志。康熙年间离李贽在麻城之时不过近百年。当代学者陈泗东认为此说可信，因而推认《评要》至少要早于《要领》成书16年，因为李贽是于万历十二年（1584），至万历二十二年（1594）旅居麻城，前后十年。若以最后的1594年成《史纲评要》，则离姚舜牧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印行的《史纲要领》要早16年，李贽长姚舜牧16岁。陈泗东认为：“《史纲评要》早《史纲要领》十多年成书，姚有可能抄袭李，李绝不可能抄袭姚。”（《陈泗东文史类稿》）

 

　　然而问题又来了。姚舜牧生于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卒于熹宗天启二年以后，即生于1543年。假设李贽于1584年刚到达麻城即写出了《史纲》，而姚舜牧于同一年读到了他的手稿。那时姚已41岁，不能说：“予少读《史纲》”。当然也有可能是姚讹称，但他于1610年刊印《要领》时一定得到了李贽的手稿。李贽的《评要》比之《要领》却简略一半以上。故《要领》断不可能抄袭《评要》。

 

　　从逻辑上讲，C相同于B，不一定C必然来源于B，即便C晚于B。C和B也许都来源于A。姚舜牧谈到的“予少读《史纲》”，也许那就是个A本。那么，A本是什么呢？

 

　　近年来我开始翻阅早年收藏的书，有两册手稿本，题为《三十三朝史纲纪要》。我收藏的两册只涵盖魏晋南北朝时的宋纪至隋纪。我注意到清道光版《福建通志》卷七十二记有“李贽《史纲评要》三十三卷”。同是史纲的三十三卷，会不会是一朝一卷，共计三十三朝？

 

　　查验了《史纲评要》，发现其卷只是第序，与朝代无关。但其史文与所藏手稿本十分接近，许多段落的文字几乎一字不差。更特别的是它们的体例相似。这两册涵括南北朝的稿本，其体例较为特殊：

 

　　《三十三朝史纲纪要》稿本体例

　　南北朝

　　宋纪  附北朝魏

　　齐纪  附北朝魏

　　梁纪  附北朝东魏

　　梁纪

　　陈纪  附北朝周齐

　　隋纪

 

　　《史纲评要》南北朝体例

　　卷十六

　　宋纪

　　齐纪  附北朝魏

　　梁纪  附北朝东魏

　　陈纪  附北朝周齐

　　隋纪　　

 

　　鉴于此研究的特殊性，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特与台北的图书馆接洽，购得该馆所藏的明姚舜牧《史纲要领》纸质复印本。我查阅后发现其南北朝史段体例与稿本史纲完全相同。

 

　　《三十三朝史纲纪要》很可能是祖本 

 

　　无论《三十三朝史纲纪要》稿本，还是《史纲纪要》，或《史纲要领》，都是纲目体通史。这种通史在有明一代获得空前发展。原因在于自永乐朝以降，明代社会经济文化获得极大发展，大量文人学子踊跃于科举考试。而纲目体史书，提纲挈领，简明通俗，特别适合于士人的科举备试，此类史书便应运而被大量编撰出版。在如此的文化氛围和环境中，李贽获得一本史纲类通史，阅读时作评批圈点，完全有可能。而那相同版本的通史在二十余年后，被姚舜牧再加评注增删刊刻出版，亦不无可能。三年后，李贽作评批的那套通史，被吴从先从一位苏州道士处获得，立即刊印出版也符合逻辑。

 

　　如果这样，这两套史纲书就都可能源于一个共同的A本，即祖本。《三十三朝史纲纪要》很可能就是它们的祖本。除了这三套通史行文相同外，在南北朝史的体例上都有相同的特殊性。

 

　　再一个论据是，这仅剩两册的稿本史纲中，有以“尹起莘曰““刘友益曰”“胡致堂（五峰）曰”等方式加录的南宋至明的史家评或论。《史纲要领》中也有这些历代史家的评。《史纲评要》虽把各家评语都删除，以突出李贽的评批，但有些李贽评批似乎是针对评的评。现已确定残卷稿本史纲亦有评或论，李贽就完全有可能针对那稿本中的评作评，而不是托伪论所说的在吴氏《史纲要领》刊印后再作评。如属实，这实际上破解了托伪论中的一个重要疑点。

 

　　那么，是否可能《三十三朝史纲纪要》晚于那两套史纲书呢？看来不可能。因为它在全书的体例上更为原始，是承继宋《资治通鉴》，以纪为纲的体例，而且通书不分卷。之后的两套史纲都序次以三十六卷编排各朝代。同时，也由于这一点，尚不能将手稿史纲定为后两史纲的直接祖本。其间应有过渡。

 

　　詹氏新刊本或为其间过渡 

 

　　感谢中国珍善本古籍编目汇总文化工程，哈佛燕京图书馆只用了几分钟便为我找到了三十年都未曾找到的答案。明万历六年（1578）刊有：“书林詹氏刻本《新刊论策标题古今三十三朝史纲纪要》（七十二卷外纪七卷刻本，明黄洪宪补，明许国撰）。”搜索古籍编目数据库得知浙江省图书馆藏有一套。我通过母校华东师范大学与浙图联系，终得以一窥电子版书。可惜似乎已不是足本，缺失十四卷。好在南北朝史段都在。其南北朝史段的体例与稿本史纲相同。

 

　　经研究，此书确有许多证据显示承继于手稿本《三十三朝史纲纪要》。因为新刊本改变了体例，从手稿本以纪为纲，通书不分卷，改为以纪为纲，同时辑编成七十二卷。另外手稿本运用三种大小不同字体，即纲为浓墨大字，目为中字，注为蝇头小楷。新刊本只刻有大、中两种字体。更为重要的证据是，新刊本增加了外纪七卷。并标注这七卷是南宋金履祥撰，他们只作校勘增删。手稿本史纲书名无录有这些，故新刊本在其后应无疑。许国更增撰了“三皇纪”和“五帝纪”。并将两纪合于一卷，置金履祥的前编六卷之前，合并为外编七卷。列于主体史纲的卷一之前。

 

　　而后的《史纲要领》和《史纲评要》，均将外编融入主编之内。并将“三皇纪”和“五帝纪”合并为“三皇五帝纪”，且不再标注始撰者金履祥。但其新增的这史段纲目体例，与许国新刊本之外编基本一致。所以后出的两史纲与许国之新刊史纲之承继关系无可怀疑。

 

　　由此，这四本史纲之间的关系可概括为，手稿本史纲为始祖本，新刊史纲承其后，另两史纲并列承新刊史纲之后。这是从版本学上作分析的结果。如果从时间节点上观察，亦能符合此种推论。现尚不确定手稿本的撰写年代。但细密柔韧的纸质，应是明代上等绵纸；书法风格与三朝重臣许国存留的书法墨迹亦相一致。新刊史纲刻印于万历六年（1578）。《麻城县志》记，李贽在麻城龙湖辑《纪纲》。据考李贽旅居麻城十载，于1584年到麻城，恰是许国新刊史纲已出版六年。李贽获此套书，批阅评点，时间逻辑上相符合。而后1610年出版《史纲要领》，1613年刊印李贽评点的《史纲评要》亦互不矛盾抵牾。再赘叙一点，许国与李贽同年出生。作为同时代的人，李贽格外重视许国的书，下功夫评批圈点，自是在理。

 

　　即使纯粹从逻辑学上分析，亦不能认定《评要》抄之于《要领》。因为当时代的文人学士都知大思想家李贽已故于八年前，他们怎么会不留下任何片言只语，质疑此事呢？死人评活人的书，当时竟没有一人认为荒唐吗？唯有的解释就是他们都知道，当时有许国这套书在流行，李贽评批的是许国的史纲。

 

　　另一证据是关于李贽对评的评。学者崔文印在《谈〈史纲评要〉的真伪问题》文中论及：“卷三，‘子击出，遭田子方于道’条。《要领》引用了吕东莱的评。‘子击欲以势骄人，子方欲以学骄人。二者病则一般。’《评要》则说：‘正是对症之言，何谓病则一般。腐儒可笑。’但是《评要》又已把吕东莱的这段评语删去了，要是不看《要领》就根本弄不清楚《评要》所说‘何谓病则一般’究竟指什么而言。”其实李贽就是读了许国的新刊史纲而作的评。因为许国在那段史文下先引录了吕东莱评。

 

　　李贽是中国思想史上近现代思潮的启蒙者，对历史和未来具有的深邃洞察力远高于其所处时代，超越世人。其他能仿，思想家的思想不能仿。若能仿，仿冒者就是思想家了。这也是为何当年吴从先在序中记：“得稿于吴门道学家，予所疑，疑所藏者。必不疑卓吾。”因为这石破天惊的思想，“非卓吾不能矣”。

 

　　李贽的思想是中国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瑰宝。一部分在《史纲评要》评批中显示出的正是他最突出的思想。如果托伪之说也有疑点，那就应为之辩证，重新将李贽之评请入中国思想宝库殿堂。

 

　　此文仅从版本承传上论及。尚需诸版本间对照之微观研究，期此文能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

 

　　　　　　　　《社会科学报》总第1849期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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