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中的人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止物，也不是脱离环境的孤勇者。人经历了从受制于自然和神的人到摆脱神和自然束缚的人，再到复杂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人的转变。这种转变预示着未来人与环境、人与人、人与自身的相处之道。

 

　　环境史研究历史上人与环境的其他部分的相互关系。这是在环境整体中探讨作为环境一部分的人与环境的其他部分的关系。在这个定义中，人不同于传统历史学中作为环境的对立面的人，也不同于深度生态学中等同于一般生物体的人，而是以生物性为基础的、具有社会性的人。

 

　　科学革命之前的人与环境相互界定 

 

　　在科学革命之前，人大体上还是一个有机体为主的人。二百多万年前，人从猿中分离出来，但人与猿仍然具有大约98%的相同基因，因此，戴蒙德称人为第三种猩猩。离开了猿的群体之后，人逐渐发展出语言和学习能力，并在利用火和使用工具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生产方式。不过，在狩猎采集阶段，人与动物一样，都是从环境中获取自己需要的资源，其社会性与其他动物群体的社会性虽有差别，但并无本质区别。（珍·古道尔《和黑猩猩在一起》）在距今1.2万年前，人类在野生祖本密集的核心区或稀少的边缘区逐渐驯化了动植物，发展出流动农业和游牧业，人类从食物获取者变成了生产者。也有学者认为，与其说是人驯化了动植物，不如说是动植物驯化了人，使人成为它们的服务者。人类对环境和未知世界的认识逐渐从自然宗教（万物有灵论）转向人为宗教（从图腾崇拜到祖先崇拜），居住方式从流动营地转向定居村落。大约5—7千年前，流动农业逐渐转向定居农耕，形成以城市为基地、以文字为纽带、以分工为基础、以王权神授为核心的城邦。以此为起点，逐渐发展出王国和帝国。尽管人利用环境的能力和实践有了较大发展，但大地依然是人的命根子，人主要通过消耗自己的体力来利用环境，并在与环境的能量输入与输出中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在最能体现传统农业时代人的地位的宗教中，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大体上都认为上帝或安拉创造万物和人，万物为人所用。换言之，人与万物同源，但人得到授权可以利用万物。在佛教和儒家思想中，佛陀或天与人和万物合一。佛教主张万物无情有性，人无我向佛。儒家思想具象化为天地人三才相合。显然，无论是什么文化，都强调神的作用，人和万物都存在于与神相关的世界中，但在佛教和儒家思想中，人只是整体中的一维，并未对万物拥有高出一等的权力。因此，那时的人无论从生产实践还是从精神世界来看，都是与环境联系在一起、相互支撑、相互界定的存在，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制于神。

 

　　反思人类中心主义 

 

　　文艺复兴、科学革命从思想上改变了对人以及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文艺复兴把人从神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人的发现不仅是复兴希腊传统中人文主义思想，也是对伊斯兰教中的利用自然需要按“迹象”进行的朴素科学思想的再发现。科学革命首先把自然变成一个完全祛魅、需要研究的客体，然后由人通过实验等方式进行理解、征服、利用、改造，最后还把人变成了一个与自然一样的、由不同因素按照某种可以用数学公式表达的规律组成的机械体。科学思想的变化不但把人与环境二分，而且把人变成征服环境的机械体，显然，这与前一个时代的人和人与环境关系相比，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了生产方式和人与环境关系的实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尽管在19世纪后期形成了生态学，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但它完全处于边缘状态，无法撼动科技的主导地位。

 

　　科技创新改变了生产和经济，确立了人的绝对统治地位。二元论和机械论的科学观迅速渗透到生产中，生成了一系列新的管理和技术创新，最突出的就是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生产和超前消费，其追求的最高目标是效率。数字化管理从形式上经历了从簿记制度到经济统计的演化，核心是成本效益核算。其中的成本几乎不能反映资源环境的稀缺性，资源环境甚至被认为是无价的，效益约化为各种产出，有些处理生产造成的环境灾难的花费也被计入效益。这种数字化管理显然把复杂的生产过程简化为忽视了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及其实际效果的二元结构。标准化生产经历了从泰勒主义到福特主义的转变，核心是在充分利用时间的基础上降低成本。生产工序的简单化和标准化彻底把人变成了生产线上的螺丝钉或机器人，失去了作为活生生的人的乐趣和活力。超前消费经历了从通过广告制造消费预期到提供循环贷款和信用卡刺激消费的转变，这些创新解决了追求效率导致的消费不彰问题，但也造成了由过度消费导致的人的异化和浪费问题。与农业社会的人相比，工业化时代的人不仅成为机器人，还被进一步异化，成为完全脱离了环境的孤立存在，甚或成为环境的对立面。

 

　　在科学刺激和总结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学中，人从复杂的人被简化为经济人，成为在理性指导下精于进行成本效益核算的人。科学赋予人掌握精确性的能力，从而使一切都成为在时空和价值尺度上可以计算的事物。然而，即使人精于计算，但市场的调节是按现有的价格和供求关系来核准的，具有后见性和短视性，人既不能从长远利益出发，也不能从后代角度考虑并合理设定人的角色和作用。更有甚者，环境几乎被设定为无穷无尽、任人获取的免费资源。理性人和经济人实际上就是在无节制浪费资源环境基础上，一方面满足效率和进步追求的现代人，另一方面造成巨大的环境破坏和人的异化的麻烦制造者，导致人和地球环境都难以为继。这直接冲击了进化论发明以来确立的自然和社会线性进步的法则。

 

　　如果说前一阶段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与神和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这一阶段的人则完全摆脱了神和环境的束缚。从心智上，人成为环境主宰，逐渐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实践中，人类被简化成作为环境对立面的、可以利用自然法则和经济原理剥削环境的机器人和经济人。这样的转变确实带来了人类前所未有的进步和繁荣，但人的过度自负不但造成成就人的环境发生危机，而且开始反噬自己。人类已经到了不得不改弦更张的时刻。这促使人在理论上重新思考人的定位，在实践中重建经济和社会发展体系。

 

　　人和环境相适应的新模式 

 

　　与上一次转型一样，这次转型也是从科学的突破开始的。这次突破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在19世纪末期孕育的。如果说牛顿定律表达了宇宙通过各种力的作用达致平衡的原理，那么热力学定律则表达了在时间流动中能量的守恒和从有序走向无序的原理。热力学定律对其他学科产生了广泛影响。物理学家发明了熵的概念，用来界定被消耗之后几乎不能再利用的能量，对瞬时平衡和运动的本质的新认识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还原论，确立了对作为本质的过程和变化的重新发现。化学家展示出能量流动和损耗的过程。生物学家发现，生物体的存活其实体现了它吸收地球环境的能量并使熵值增加的过程。生态学的发展为改变对人的认识提供了一个整体论的框架。在地球生态系统中，人本身也是一个微型但复杂的生态系统，前一阶段强调的人的自主性遭到质疑。无论是从物理学和化学还是生物学和生态学来看，人都是由不断生生死死的细胞组成，人的意识不但受到生物钟的影响，还受制于电磁场，人的生老病死不但取决于遗传基因，还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因此，人不再是一个脱离了环境的、稳定的社会人，而是一个无论其肉体还是意识都处于变化过程中的存在，是一个须臾不能离开环境的人。（杰里米·里夫金《韧性时代：重新思考人类的发展和进化》）

 

　　与此相关的是，在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中正在形成基于复杂适应社会生态系统建模的新范式。在生态系统中，除了现代工业造成的破坏之外，还有生态本身的恢复力和自净力，更有建立在多样性和复杂性基础上随着系统变化而不断升级的、开放的韧性。另外，人还创造出智能机器人，形成与作为生物体的人互惠的系统。与生态系统和人机互惠系统相匹配的是经济社会的韧性，是与人类中心主义时代不同的、建立在数字集成基础上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数字经济、数字管理迅速发展。就消费者来说，数字平台提供的是共享空间；在这个平台上，流量甚至能够创造财富，即时配送让消费者能够超越时空进行随意消费。显然，这种新进展正在改变先前形成的经济社会模式，正在形成与新形态的人和环境相适应的新模式。把人和社会生态体系联系在一起的不再是处于主导地位的人对环境的利用，而是人的共情能力、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

 

　　综上所述，无论就人本身而言，还是就与环境关系中的人而言，人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止物，也不是脱离环境的孤勇者。从文化角度看，人经历了从受制于自然和神的人到摆脱神和自然束缚的人，再到复杂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人的转变；从生产和经济实践来看，人经历了从生计维持者到创造财富者，再到社会生态适应者的转变。这种转变看似是历史的回归，但实际上是人在环境史中经历风雨之后的升华。在这种升华中，既蕴含着前两个时代的智慧和教训，更预示着未来人与环境、人与人、人与自身的相处之道。

 

　　　　　　　　　　　　　　　　《社会科学报》总第1849期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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