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学形态是随着时代和方志理论发展而发展的。纵观方志学演变历程和借鉴前贤研究成果，可把方志学演变形态归纳为以研究“修志”为重点的方志学、以研究“修志、志书”为重点的方志学和以研究“修志、志书、用志”为重点的方志学。

 

　　以研究“修志”为重点的方志学 

 

　　以研究“修志”为重点的方志学可称为狭义方志学，存在于宋明时期，其研究视野狭窄，基本上只研究修志问题。在宋前，虽然已有一些方志理论碎片，但因那些碎片尚不成体系，故无方志学形态可言。自北宋始，随着修志体例的不断转型和方志理论的不断发展，方志学就逐步形成具有自己个性特点的理论体系。

 

　　在理论研究方面，北宋是方志学科观念的萌发时期。元丰年间，朱长文率先提出方志学概念，为方志理论建设提供了支点和平台。经两宋学者的不懈努力，方志学已成雏形。宋元时期的方志学皆把研究重点放在修志上，当然彼时也有个别学者论及志书和用志问题。自明始，随着修志的全面普及，更多人关注志书应用问题。如正德间王鉴之说：“近世郡邑多有志，大抵患不以实不能垂诸永久。或成之而复更，或有之而不用，均为废器。”在研究成果方面，序跋是封建时代学者发表方志见解的主要园地。自汉以降，一般志书都设有序跋。宋前方志学研究成果只有一类，那就是志书序跋。至宋明时，方志学研究成果已发展到三类，即志书序跋、凡例和方志研究专文。

 

　　以研究“修志、志书”为重点的方志学 

 

　　以研究“修志、志书”为重点的方志学可称为中义方志学，存在于清至民国时期。自清中期始，把修志、志书同时视为方志学的研究重点。

 

　　在理论研究方面，自清始有长足进步，出现了大量的方志研究文章。如黄宗羲有《辞张郡侯请修郡志书》《再辞张郡侯修志书》等，全祖望有《答陶穉中编修论江省志稿书》《奉万九沙编修》《宁波府志杂问》等。彼时章学诚所撰方志研究文章最多，计有60余篇（含诸志序例）。往昔学界多认为，章学诚的方志理论主要是修志理论，其实这种见解是不确切的。确切地说，章学诚方志理论包括三方面，主要是修志理论，其次是志书理论，此外还有一些属于用志范畴的志评理论。自民国始，方志学界还先后出现了一批高水平的方志学研究专文和专著。在研究成果方面，清代不仅有数量众多的序跋和凡例，而且有一大批方志研究专文。清方志理论研究成果有两个典型。其一就是集体研究成果，即四库馆臣所撰《四库总目》方志提要，计有500余篇。其二就是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先后撰成60余篇方志论文。民国方志学研究成果的构成有三个变化，即研究方志专文数量猛增，首次出现一批方志学专著，出现大批方志书文目录著作。

 

　　以研究“修志、志书、用志”为重点的方志学 

 

　　以研究“修志、志书、用志”为重点的方志学可称为广义方志学，存在于当代，目前仍在发展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在1980年后，随着首轮大规模修志的蓬勃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原则指引下，自1990年后，以建设方志馆为基础的用志事业迅速崛起，于是以研究“修志、志书、用志”为重点的广义方志学开始形成。

 

　　在理论研究方面，在1960年前后的修志热潮中，广大方志工作者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不断丰富和充实方志理论宝库，既注意研究当代方志理论问题，又注意研究方志历史问题。后随着第二轮修志的蓬勃发展，方志理论研究又进入一个新阶段。彼时方志理论研究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是往昔方志理论研究无法比拟的。彼时方志学界不仅开始研究方志性质、特征、作用、管理等问题，还着重研究了修志、用志和方志学建设诸问题。其中对方志编纂研究尤为深入。与此同时，对于以方志馆建设为基础的用志问题的研究也产生了颇多开创性成果。在研究成果方面，自1949年以来，尤其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方志学研究成果数量大增，其主要类型有序跋、论文、专著和综合性工具书。当代所修政区总志一般都设有几篇序言，其数量约有数万篇之多。据巴兆祥统计，1994—2018年，《中国地方志》所刊论文有“2796篇”，“1979—2007年约有1106部论著印行出版，迄2016年约有6万多篇论文发表”。自上世纪80年代以降，还陆续有一些综合性工具书面世。例如，黄山书社1986年版《中国地方志辞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方志大辞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中国方志两千年通鉴》、方志出版社2017年版《方志百科全书》等。

 

　　方志学形态问题是宏观方志学研究中的一个基础课题。我们今天以科学观点去探究方志学形态的演变问题，既是总结旧方志学发展经验的需要，又是进一步发展新方志学的需要。[全文将刊发于《上海地方志》（季刊）2023年第2期]

 

　　　　　　　　　　　　　　　　　　《社会科学报》总第1849期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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