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出版机构和出版内容的突然丰富，启蒙了近代知识分子，也丰富了出版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内容。赵少峰的《媒介的力量：近代出版机构与西方史学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5），就从出版视角入手来研究中国史学转型问题，对其转型的动因、路径、影响等做了深入的研究。

 

 

　　从出版史角度，作者通过对官办出版机构、西方出资创办的出版机构、学校（学堂）附设的出版机构、民营出版机构的研究，分析它们在西方史学传播、改变近代中国读书人世界观念以及推动中国史学自身变革方面发挥的作用。近代中国出版业发展迅速，出版机构层出不穷，作者将其分类研究，既关注了像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这类目前已经研究得十分成熟的机构，又涉及到大量如文明书局、作新社等在当时产生极大影响但目前还未被学术界重点关注的机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属性出版机构的研究，作者梳理了外国史学输入中国的内容及其变化，对各类出版机构在西方史学著作译介中的个性和共性特征进行了探讨。作者提出：“域外史学通过出版机构的传播，对中国史学演进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大量史学理论、专门史的著作，以及不同史观的传入，都对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了冲击，为中国史学内部变革和发展提供了借鉴。

 

　　从社会史角度，作者探讨了作为新兴传媒的出版机构在知识分子舆论动员和思想启蒙上发挥的作用，同时通过研究近代出版机构出版图书的流播地域，审视近代不同地域知识分子的“新”“旧”差异，以及社会参与程度之别。近代出版机构刊发的图书介绍了丰富的西学知识，这些知识对于改变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观念产生了重要作用。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企图寻找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他们极为关注通过出版机构传入的西方史学著作，“他们期盼从‘西政’和‘西学’之书中探索出治国理政的‘规律’出来。”通过阅读这些书籍，他们逐渐树立了新的民族观、世界观和国民观，在别国历史中吸取了经验教训，为之后分析中国问题提供了“思想资源”。出版机构译介和编纂的国外历史教科书同样是此书关注的重点，这些教科书推动了近代教育的发展，在近代中国新一批知识分子的成长中打上了“新思想”的烙印。

 

　　《媒介的力量》全面探讨了近代出版机构与西方史学传播的互动关系。提出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的演进主要受四个方面因素的影响：社会的变革与文化发展、史学自身求变与历史编纂的变化、出版技术的革新、社会新兴阶层的积极推动，其中尤以出版技术的革新在推动中国史学近代化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在撰写过程中，作者以1895年为界将所论问题分为前后两期，既注重分析前后各阶段的变化，同时又照顾到各学派之间的活动及成绩。该书引用了大量的原始文献资料，特别是近代出版史料，弥补了中国近代史学研究上的不足，丰富了近代史学学术史的内容，为中国史学近代转型提供了新视角，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当然，正如作者在绪论中提到的，中国近代出版机构数量众多，作者在此书中选择研究的数家出版机构只是个掠影，并不能代表所有出版机构，这方面有待作者将来深化研究。

 

　　以出版机构为媒介输入的西方史学是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重要“外力”，新的史书体裁、体例、撰写风格等传入中国后，不仅直接改变了近代历史书写方式，还为“新史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推波助澜。但“归根到底，外因要通过内因发挥作用”，中国史学转型主要还是依靠近代知识分子自身思想的改变，知识分子在吸收西方史学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反思，并且这种新认识上升到了一种集体性的行为，这才是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根本动力。

 

　　　　《社会科学报》总第1851期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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