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与重构:社交媒体女性议题的话语生产

发布时间:2023-05-04 作者:浙江传媒学院 吴文瀚/教授 何 筝/研究生

  数字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为女性议题的展开创建了新的公共空间。技术赋权与流量赋权使得社交媒体女性议题获得大量关注,女性议题的话语生产机制则通过话语实践与自我赋权不断建构。但是,流量裹挟、激进主义与娱乐至上也导致了女性议题的价值背离。多元主体共建与媒介素养再塑将有利于完善公共领域框架下社交媒体女性议题的价值重构。

 

  《三十而已》《流金岁月》等大女主剧的接连播出,《乘风破浪的姐姐》系列综艺的爆火等,将大众目光再次聚焦于独立女性的展演之上,也显现出女性价值消费的崛起。但正如《最美逆行者》中所呈现的那样,现实中真实、坚实有力的女性形象仍旧匮乏。在以父权为核心的技术与资本的重重加持下,技术赋权与流量密码形成了消费女性的话语生产机制;话语引导与议程设置成为消费女性的话语控制机制;制造对立与娱乐至上则导致女性自身价值的迷失。媒介技术的进步能否为女性摆脱被观看与被消费的命运提供新的可能?借助社交媒体这一当下最具公共领域价值的虚拟平台,构建女性自身的话语空间,表达女性立场、参与社会议题、建构正向积极的女性话语表达空间,不失为探索女性自身权力建构的一种新尝试。

 

  生产机制:技术赋权与流量密码 

 

  塔奇曼在《炉火与家庭:媒介中的妇女形象》一书中指出,在诸多大众传播媒介的呈现过程中,由于女性很难介入大众传播领域,传播媒介由男性工作者主导支配,妇女注定要遭受来自大众媒介的 “象征性歼灭”。但社交媒体的发展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在新的公共领域中表达自己的意见,越来越多的群体开始为女性发声,网络平台中形成了女性议题由“他塑”和“自塑”共同呈现的局面。

 

  但发展到现在,公共领域中的女性议题似乎成为了一个流量密码,任何一个涉及女性主义的话题都会招致各路观点的讨论,看似中立的技术也能为操作者推波助澜,凭借点赞、转发、评论等快捷功能的设置,最终形成公共场域的“大声喧哗”,使得社交媒体迅速成为就社会议题进行民意表达和公共参与的舆论场。媒体背后的商业资本也深谙这其中的财富密码,因此也在加大力度进行舆论导向。例如,“XXX侵犯其养女”事件中,在“姐姐来了”登上热搜以后,紧接着“哥哥也在”这一词条也出现在热搜榜内,尽管借助“名人效应”支持弱势是一种良性的社会行为,但男艺人们的程序化“背书”与粉丝群体之间的暗自较劲,却使得该词条不合时宜地侵占了案件曝光的公共空间,不仅引起了公共领域中的“性别对立”矛盾,也引发了粉丝之间争夺流量的一场闹剧。在这场闹剧中,关于女性未成年人保护的议题并未因大众的关注而获得其本该获得的关注。相反,在流量逻辑的导向下,对于同一事件的多视角解读文本被海量生产出来,这些被海量生产出来的内容产品归属不同的资本,在算法技术持续强化其对热点流量的加推功能下,最终形成流量的马太效应,社会性话题最终成为资本的狂欢,公共资源被白白浪费,这样的案例在当下比比皆是。技术赋权与流量密码并没有因其所秉有的科技属性而变得中立,反而成为以话语生产控制女性、消费女性的新方法。

 

  控制逻辑:话语引导与议程设置 

 

  尽管社交媒体赋予了公众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力,但不同媒介平台还是拥有着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和信息议程框架,不满足媒介平台准入规范或者不符合信息议程框架的言论会被当成外来者,遭到排挤和打压。虽然这种排挤并不会像现实空间一样造成个体的孤立,但是为了确保自己能够融入到这个虚拟社会之中,大多数人还是更乐意“人云亦云”,跟随意见领袖的话语引导发表自己的意见。基于这样的背景,互联网中的意见领袖更倾向进行引导性的话语实践,即通过将议题转换为文字符号或者图像符号,引导互联网中的受众进入某种话语框架内,以议程设置实现对大众的操控。

 

  2021年西安地铁女乘客被拖拽事件的起因就是网友在网络中发布视频,称西安地铁3号线有保安将女性乘客强硬拖拽下车,随后在抖音、小红书、微博等多个平台都有用户上传不同视角的事件经过,在意见领袖的带动下,个人安全、女性尊严等社会化议题在社交媒体中引起激烈讨论,由此产生的舆论一方面迫使专业媒体对此事进行持续跟进,另一方面也在公共领域中监督交通运输部、西安地铁运营分公司、西安妇联等官方组织给出说明。然而,持有话语权的意见领袖对于女性议题的呈现也并非都是有益的,舆论的不可控性与媒介素养的不确定性都有可能引导受众走向盲端。例如曾一度被无数女性视为女权领导者的咪蒙,在其拥有千万粉丝的微信公众号中,不止一次通过疑似虚构的故事情节迎合女性、打压男性、制造性别冲突,煽动网络空间中非理性情绪的大规模宣泄,最后在内容失真、品德失格的双重打压下遭到全平台封杀。尽管一个“咪蒙”被封杀了,但目前的互联网场域中仍然流窜着不少打着女权旗号敛财的“伪女权”营销号,这也呼吁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公共领域需要更加强调社会责任的把控。

 

  价值迷失:制造对立与娱乐至上 

 

  女性话题是当下最容易收获关注度即流量的话题之一,因此,很多内容生产者不惜产出猎奇的内容来收割流量,在商业资本无所不在的诱使下,更多的女性议题被不断生产出来,成为符号范本。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提到,消费者在享受当今时代赋予的种种丰盛和舒适的同时,也在无意识中成为新的被剥削者。利益驱使下的内容产出已然失去了原有的纯粹,变成了依靠“视觉快感”吸引流量的工具。女性议题不仅成为公共领域中被消费的对象,甚至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迷失在自我消费的幻境中,甘愿为这样的话题买单。

 

  这种女性自我价值的迷失是如何造成的?新公共领域中的女权主义思潮看似高歌猛进,但在某些舆论空间中,对女性的负面评论、情绪化宣泄、污名表达仍在不断蔓延与扩展,使得网络空间中的激进女性主义日渐加剧。2020年,微博上就“Papi酱孩子随父姓”这一事件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不少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们对其进行攻击、嘲讽,认为“孩子随父姓不平等”,伤害了女性应有的权益。究其本质,这种致力于建构二元对立秩序的话语逻辑本来就不符合女性主义的内涵,也是女性主义在新场域中的传播痛点。相反,尊重女性的个人权利、政治自由、个人选择权与自我决定权等才是女性主义的意义。主张女性应该在任何事情上超越男性,这不仅是大众对女性主义的误解,也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女权主义极端化的传播。

 

  现代社会的信息爆炸使得受众们无法再沉下心来面对严肃的社会议题,反而是那些猎奇的娱乐议题更能吸引大众的眼球,特别是那些带有强烈个人特色的情绪性表达会不断提升事件热度,进而引起诸多主流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同样,严肃的女性话题也需要披上一层娱乐化的外衣才可能受到大规模的关注。例如2020年的某高校女生诬陷学弟猥亵事件,原不算特大新闻,但正因这件事集齐了“性骚扰”“咸猪手”“社死”等网络热词,迅速在微博上引起一片关注,加上之后的新闻反转,更是将这一社会议题推向了娱乐新闻的行列,也调动了更多人对此事进行情绪发泄。究其原因,散乱的大众偏爱聚集在这类话题之下,而内容生产者也深谙只有通过这些娱乐化的内容才可能收获大规模的流量,因此“一拍即合”,导致了娱乐议题甚嚣尘上的现状。

 

  尼尔·波兹曼在其著作《娱乐至死》中就提醒人们要对电子媒介时代看似丰富的娱乐内容提高警惕,“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在这种浮躁的社会氛围之中,意见领袖和网民们都容易陷入刺激消费的陷阱中,这更需要我们呼吁主流价值观的回归与重塑。虽然娱乐化的社会议题能够为自身带来更多的关注度,但其中涉及的偏离主流价值的内容也需要及时纠偏和剔除,防止激进主义的深度发展,这需要平台、传播者、受众多方参与共同实现。

 

  价值再塑:自我赋能与多元共建 

 

  尽管“girls help girls”的话题在互联网空间中被炒得火热,但女性议题归根究底是社会议题,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才能实现女性议题的价值回归。多元主体不仅仅包括性别上的区隔,也包括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人群的共同努力,依托于移动社交平台成为人们社会交往的重要平台空间,越来越多的受传者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表达自己对其他地区女性议题的参与,因为互联网的本质是“连接”,互联网的演进也是“连接”的演进。

 

  波伏娃认为“女性并非天生,而是被构建”。无论是对平等权利的争取,还是对公平地位的奋斗,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从社会现实空间到媒体的话语空间,女性主义的建构都伴随着激烈的斗争。在公共领域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媒介技术为增强女性议题自我赋能、促进女性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但长久以来,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中,女性往往因为满足他者的需求而成为社会中的第二性,所以即使到了互联网空间,女性话语表达也习惯以男性为中心。随着女性主义的逐渐成熟与清晰,我们应该认识到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适用于所有人和自然,也包括女性。所以在新的公共领域中,应该合理地借助技术赋权让女性话语和媒介形象在理性的呈现中得到重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为主流媒体进行舆论引导提供了方向遵循和实践路径。就平台而言,需要强调把关责任,加强对传播内容的审核,落实好网信部门发布的行政规章。如积极提升优质内容的曝光量,对于一些符合主流价值观的优质内容予以优先推荐,对于故意挑起性别对立的情绪化表达可以给予适当的禁言处理,要保持对性别敏感的审慎,防范微博、抖音、小红书等商业媒介平台对女性权益的消解。就传播者而言,无论是专业媒体还是自媒体,都要站在更理性、中立的角度对公众进行引导,产出优质内容,不混淆视听,不传递极端情绪,努力提升自己作为意见领袖的公信力。对于受众而言,因为有了更加自由的发言权,缺乏冷静思考能力和克制激进情绪能力的缺点也暴露无遗,所以网络用户更应该提升自身的内容鉴别能力,提高媒介素养,不过度沉溺于娱乐议题带来的表层快感中。

 

                《社会科学报》总第1852期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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