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无法回答当代的许多困境，但他确实指出了基始性的问题。在一个由市场和个人竞争主导的社会，重新发现马克思与异化最相关的思想，为理解过去和今天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批判工具。

 

 

　　近期，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的代表作《回到马克思》在多个国家翻译出版，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张教授在该书中关于“异化”的讨论无疑对学术界既有的认识再次造成冲击。不可否认，“异化”是20世纪最重要且被广泛争论的主题之一，卡尔·马克思使其理论化并对该概念的建构发挥了关键作用。但笔者认为，悖于常人之设想，异化理论自身并不是以线性方式发展的，其包含着马克思对异化反思的未知文本之面世，这成为该理论嬗变及其全球范围内流行的重要契机。我们有必要在21世纪再次回到马克思，重新看待异化理论的发展过程及其当代价值。

 

　　“异化”概念的漫长轨迹 

 

　　关于“异化”的第一个系统阐述出现在黑格尔（Georg W. F. Hegel）的《精神现象学》（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1807），其间使用了Ent?usserung（自我外化）、Entfremdung（疏远化）和Vergegenst?ndlichung（字面含义为“使之成为一个物体”）以指认精神在客观领域变得与自身不同。异化在黑格尔左派的著作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以及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在《基督教的本质》（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1841）的宗教异化理论——即人将自己的本质投射到想象的神身上——对该概念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其随后从哲学反思中消失了，19世纪下半叶的主流思想家都没有对其给予太多关注。甚至，马克思生前出版的著作也很少使用该术语，而且关于异化的讨论在第二国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1889-1914）完全缺场。

 

　　异化的重新发现要归功于格奥尔格·卢卡奇（Gy?rgy Lukács），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1923）中引入了“事物化”（Verschlichung）一词，以描述劳动活动作为客观和独立的东西与人对立，通过外部自治法则支配人的现象。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面世成为彻底改变该概念流传的决定性事件，这是一部青年马克思未发表的手稿，“异化”在其中被描述为劳动产品与劳动“作为某种外在的，作为一种独立于生产者的力量”相对立的现象。马克思列举了工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被异化的四种方式：1.被他的劳动产品异化，它成为“统治他的异化对象”；2.在他的劳动活动中异化，他认为这是“与自身的直接对立”，就好像这“不属于他”；3.“人的类本质”被转化为“对他来说异己的本质”；4.与他人异化，以及与“他们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对马克思来说，与黑格尔反之，异化并不是与对象化相关联，而是与经济精确形式内的一种特殊现象相吻合：即雇佣劳动和劳动产品向与生产者对立的客体之转变。黑格尔将异化视为劳动的本体论表现，而马克思则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生产阶段的特征：资本主义。

 

　　相反，二十世纪初，大多数研究异化的作家都认为异化是生活的一种普遍现象。在《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1927）一书中，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用纯粹的哲学话语来探讨异化。他在关于异化的现象学中使用的范畴是“沉沦”（Verfallen），即倾向在周围世界的非本真性中迷失自我。海德格尔并没有将这种沉沦视为一种“人类文明的更高级阶段也许能够祛除的不良和可悲的特性”，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在世之在的存在范式”，作为构成历史基本维度的一种现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法国存在主义的影响下，异化成为哲学和叙事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但是，其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内弥漫的不满，一种人类个性和经验世界之间的分裂，一种无法克服的人类境遇。存在主义哲学家们没有指出关于异化的社会起源，但是将其视为不可避免地与所有“事实性”（facticity）及人的他者性（otherness）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是以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存在主义者因循着相反的轨迹，试图吸收马克思作品中他们认为对其方法有用的部分，这只是一场缺乏具体历史批判的哲学讨论。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也将异化与对象化联系起来，而不是与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表现联系起来。在《爱欲与文明》（Eros and Civilization,1955）一书中，他与马克思保持距离，认为只有通过废除劳动而非解放劳动，以及肯定社会关系中的“力比多”和游戏，才能实现人类解放。马尔库塞最终反对一般的技术统治，因此他对异化的批判不再针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且他对社会变革的反思是如此悲观，以致经常将工人阶级包含在捍卫制度的主体之中。

 

　　异化理论不可抗拒的魅力 

 

　　十年后，这个术语也进入了北美社会学的词汇表。主流社会学将其视为个体的问题，而不是社会关系的问题，解决路径的核心是个体适应现有秩序的能力，而不是改变社会的共同实践。这种路径的重大转向最终使历史—社会因素的分析方式衰落。尽管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异化”概念促成了一批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尖锐的批判，但其在社会学领域的制度化使其沦为一种个体应对社会规范的失调现象。这些解释导致了异化话语的理论贫乏，对一些社会学家而言，异化——远非与人类劳动活动相关的复杂现象——甚至成为了一种积极的现象，一种表达创造力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异化”范畴被稀释到几乎毫无意义的程度。

 

　　同一时期，异化的范畴也进入了精神分析，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试图用其构建一架通往马克思主义的桥梁。但是，他强调主体性，他在《健全的社会》（The Sane Society,1955）将其异化的观念总结为“个体作为异己的而体验自身的经验模式”，仍过于狭隘地关注个体。弗洛姆对马克思概念的描述仅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流露出对异化劳动在马克思思想中的特殊性和中心性缺乏理解。这一缺陷阻碍了弗洛姆对客观的异化给予应有的重视。

 

　　20世纪60年代，异化理论开始真正流行，这个概念似乎完美诠释了时代的精神。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1967）把异化理论与非物质生产的批判联系在一起：“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异化消费与异化生产一样成为大众的职责”。在《消费社会》（The Consumer Society,1970），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与马克思主义对生产中心性的关注保持距离，并将消费指认为现代社会的首要因素。广告和民意调查创造虚假需求和群众舆论的“消费时代”是“彻底异化的时代”。然而，这个词的流行及滥用，造成了严重的概念歧义。因此，短短几年，异化变成一个空洞的公式，蕴含人类的各类不幸——如此万象森罗，致使其产生了一种永远无法被改变的信仰。自此异化理论开始真正风靡全球，世界各地出版了数百计的相关著作和文章。这简直就是一个异化的时代。不同政治背景和学科的作家将其成因指认为商品化、过度专业化、失范、科层化、盲从、消费主义、在新技术中丧失自我意识，甚至是自我区隔、冷漠、社会或种族边缘化以及环境污染。在北美的学术语境，这场辩论变得更加荒谬，在这里，“异化”概念遭遇了真正的畸变，最终被长期以来其所针对的社会阶层的卫道者所利用。

 

　　异化成为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批判 

 

　　马克思在《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中以“异化劳动”为范畴，不仅将异化问题从哲学、宗教和政治领域扩展到物质生产的经济领域，而且将后者作为理解和克服前者的先决条件。不过，马克思此时对“异化”的构思只是26岁时初步的、粗略的理论化。尽管马克思在着手出版《资本论》之前进行了超过二十多年的研究，异化理论在其中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是大多数关于异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错误地基于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作的不完整考察，其中的“自我异化”概念（Selbst-Entfremdung）之重要性被高估了。

 

　　在19世纪50年代和19世纪60年代的经济学著作中，特别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中马克思关于异化的思想远比其早期哲学手稿更为广博和细致。马克思在这些文本中的观点藉由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异化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替代方案的描述之结合而得到加强。《大纲》是马克思写于1857-1858年的手稿，它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流行起来，它的流传使人们注意到马克思在其成熟著作中构思“异化”概念的方式。它的叙述让人回想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分析，但是它对经济范畴更深入的解读和更缜密的社会分析使其更加丰厚。在《大纲》中，马克思不止一次使用了“异化”概念，而且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

 

　　《大纲》并非马克思成熟时期以异化为特征的唯一手稿。未发表的《资本论》手稿将对异化的经济和政治分析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马克思写道：“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就是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转化为资本的物质属性”，出现了真实的“物的人格化和人的物化”，造成“劳动的物质条件不受制于工人，而工人受制于它们”的表象。

 

　　与早期哲学著作相比，这种进展在《资本论》（Capital,1867）的著名章节“商品的拜物教及其秘密”中也很显著。对马克思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作为他们劳动中人和人的直接社会关系……而是作为人们的物的关系或物的社会关系存在和表现的。”这种现象就是他所说的“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商品拜物教的概念并没有取代他早期作品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人的特质和诸多关系转化为物与物之间的特质和关系。这一被卢卡奇称为物化的理论从人与人的关系角度说明该现象，而拜物教的概念则将其与商品联结起来。

 

　　这些马克思著作的传播为一种区别于在当时主流社会学和心理学中占支配性的“异化”概念的流行铺平了道路。这个概念与在实践中扬弃异化相适应——与以改变工人阶级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为目标的社会运动、政党和工会的政治行动相适应。20世纪30年代《1844年经济与哲学手稿》发表之后的作品似乎被视为马克思关于异化的“第二代”著作，不仅为新的异化研究提供了连贯的理论基础，而且最重要的是为那些年爆发的重大政治和社会运动提供了一种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地坪。异化离开了哲学家的作品和大学讲座，走上了街头和工人斗争的舞台，成为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批判。

 

　　马克思无法回答当代的许多困境，但他确实指出了基始性的问题。在一个由市场和个人竞争主导的社会，重新发现马克思与异化最相关的思想，为理解过去和今天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批判工具。

 

　　　　　　《社会科学报》总第1852期3版

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否则保留追究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