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时代，若人机（技）融合是人类未来的一个必选项，那么，价值对齐则可能是导引人机（技）融合走向的指南针。数智技术将价值技术化与技术价值化的双向融合理想样态是技术逻辑与价值逻辑的完美契合，但这种契合应是基于价值轴而校准技术，而非基于技术规制价值。

 

　　数据智能作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融合，其对人类的深度数据化与深度智能化使得数智时代成为了人类社会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基于技术发展为人类带来福祉的宗旨，技术所体现的价值观与人类价值观相一致，即价值对齐（value alignment），是人与机（技）融合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若人机（技）融合是人类未来的一个必选项，那么，价值对齐则可能是导引人机（技）融合走向的指南针。然而，关于技术与非技术的价值对齐、价值对齐的规范性、对齐哪种价值等问题仍存疑虑。价值对齐基准的模糊性是造成上述疑虑的重要原因，且若价值对齐的基准有误，那么，人类未来必将面临巨大的风险。因此，探寻数智时代的价值对齐基准是数智技术发展的锚定桩与哲学对时代问题的应有之思，更是对人类本质及其未来探究的必要条件。

 

　　人机（技）融合：价值对齐基准的切入点 

 

　　无论是控制论创始人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在20世纪在关于自动化的道德问题和技术后果的探讨中所提出的警示，还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斯图尔特·罗素（Stuart J.Russell）等在21世纪关于智能系统决策质量的质疑中，针对“效用函数可能与人类的价值观不完全一致，且这些价值观（充其量）很难确定”，“任何能力足够强的智能系统都倾向于确保自己的持续存在，并获取物理和计算资源——不是为了它们自己，而是为了成功地完成它被分配的任务”的存疑，都是旨在期冀确保人工智能系统的选择和行动所体现的价值观与其所服务的人的价值观一致。易言之，人工智能系统必须与人类价值对齐才能确保人工智能有效发挥作用。

 

　　在当下，数智技术的生成性、涌现性、交互性、适应性、拟主体性等特性所带来的价值对齐过程中的越狱、幻觉、“欺骗性对齐”“伪对齐”等价值对齐失常现象备受关注。特别在基于目标导向的价值对齐过程中，多智能体协同所产生的问题引发了技术逻辑与人类诉求之间的断裂，关于三体或多体协同的沟通和协调机制所带来的多主体超逻辑关系随之而至，是否会出现一种新的协同论或者超级对齐已经成为技术专家关注的话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场景中，人机（技）之间的做事逻辑差异、数据逻辑与非数据逻辑之间的契合、价值对齐中的人与机（技）之间的机器思维与人类思维的沟通与理解盲区、机器与机器之间的不兼容等已经成为人机（技）融合正在攻克的难题。

 

　　事实上，对价值对齐问题的热议来自机器学习与人类价值观之间的未对齐、对齐担忧、对齐恐惧等，恰如《对齐问题》的作者布莱恩·克里斯汀（Brian Christian）在关于对齐问题的研究中所示，“机器学习表面是技术问题，但越来越多地涉及人类问题”，因此，数智时代的价值对齐不仅是技术价值观与人类价值观念之间的互为生成型问题，更是数据智能价值对齐的顶层逻辑与底层逻辑之间的融贯性问题。基于此，探寻数智时代的价值对齐基准必须以人机（技）融合为切入点。然而，更需要高度警惕的是这种融合所带来的技术逻辑泛滥，特别是在数智化的进程中，伴随技术自主性的日趋增长所形成的技术闭环是否会导致人在技术回路中的脱轨或曰被抽离问题。

 

　　人之为人：价值对齐基准探寻的生命线 

 

　　虽然技术作为一种基础设施是构成数智时代的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价值对齐是通过技术所展开的人类诉求的实现过程，但人类社会的特质恰恰在于人具有价值属性，而并非仅仅是技术。当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一书中提出“我是相信人类社会远比蚂蚁社会有用得多；要是把人判定并限制在永远重复执行同一职能的话，我担心，他甚至不是一只好蚂蚁，更不用说是个好人了”之时，他将“人之为人”这一哲学话题赋予了某种技术化的解读。事实上，人类一直在跟上时代的步伐，或者创造一个时代，在时代的进程中留下自己的痕迹。那么，当时代由技术界定的时候，人类该跟上何种步伐呢？此时的“人之为人”这个问题是一道送分题还是一道送命题呢？当下人类对于技术的忧惧使得该题显然不是一道送分题；但与此同时，毫无疑问的是，基于人类对自身的本能性捍卫使得该题更不能是一道送命题。

 

　　面对数智时代的到来，人类的生存、生产、生活、生成已经出现了被技术接管的迹象，关于人类命运的悲情预判与超级智能相应的超级对齐研发相映成趣。如，仅仅在2016年，关于替代性制裁的惩罚性罪犯管理量表（Correctional Offender Management Profiling for Alternative Sanctions，简称COMPAS）的争议再次引发了关于技术霸权的热议；数据科学家凯西·奥尼尔（Cathy O’NeiL）基于算法在诸多领域的负面效用将其视为数学杀伤性武器；法学教授阿里尔·扎拉奇（Ariel Ezrachi）和莫里斯·E.斯图克（Maurice E. Stucke）关于“计算机在默许共谋开展的过程中既无惧经济处罚或牢狱之灾，也不会在冲动与愤怒中胡乱行事”的警示等，将价值对齐过程中人被技术逻辑宰制的现象予以了揭示，触发了对人之为人的哲学反思。

 

　　人类的生物性缺陷使其需要凭借技术获得生命得以维系的可能性，并以技术重塑着人的本质。在技术化的进程中，自我的延续与重塑同步进行，并以现代人的姿态展示着人之为人的意义。然而，在人类社会的数智化进程中，恰如社会学家克里斯多夫·库克里克（Christoph Kucklic）所揭示：现代人的骄傲是我们能够成为某个人并且能够坚持做这个人。微粒人的骄傲在于一直成为另外一个人，同时不会失去自我。这是一个极其苛刻的态度。同样地，面对价值对齐时，人类若不愿仅仅作为一个技术节点，那么，守护人之为人的本真就应当是探寻价值对齐基准的生命线。

 

　　技术向善：价值对齐基准探寻的融合点 

 

　　数据智能将人类智能与机器进行融合，基于任务完成的价值对齐凸显了技术工具论的有效性，但诸如欺骗性对齐的价值对齐“陷阱”、价值对齐进程中的人类价值观共识的不确定性、价值对齐中的人与机（技）之间的机器思维与人类思维的沟通与理解盲区所形成的技术鸿沟与价值观鸿沟、机器与机器之间的价值对齐不兼容，以及价值对齐进程中的齐一化所带来的价值异化等问题使得技术工具论遭遇重重诘难。基于此，技术工具论的局限性与技术价值论对其的矫正必将带出对这种对齐的哲学审视。

 

　　易言之，价值对齐并非仅仅是将技术道德化的实践转化，而是应在超越技术工具论的基础上，对将技术道德化的前提条件进行哲学审视，才能有效破解数智时代的价值对齐问题，通向价值对齐基准的合理探寻。事实上，数智技术将价值技术化与技术价值化双向融合的理想样态是技术逻辑与价值逻辑的完美契合，但这种契合应是基于价值轴而校准技术，而非基于技术规制价值。就基于价值轴而校准技术而言，温德尔·华莱士（Wendell Wallach）、香农·沃伦（Shannon Vallor）、伊森·加布里埃尔（Iason Gabriel）等技术伦理研究者们明确指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价值对齐路径都存在不足。其中，自上而下的方法面对的问题在于为人工智能预先设计的道德规则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同时何为正确的道德框架本身值得商榷；而自下而上的方法则会遇到由系统学习过程的不透明性与道德偏好的差异性带来的挑战，进而亟需探寻一个更合理的融合点作为价值对齐的基准。

 

　　此时，回望技术的本意，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早就已经将技术与善进行了深度关联。如，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开篇就明确指出，“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就价值对齐而言，从狭义的角度来看，若其仅仅被作为一种技术路径，那么，技术向善就应是技术发展的应有之义；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无论对齐哪种价值观，或者与谁对齐，或者如何对齐，技术向善都应是永恒的宗旨。因此，基于上述两个维度，技术向善就是价值对齐基准探寻的一个融合点。[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数智时代的价值对齐研究”（2023BZX001）阶段性研究成果]

 

　　　　　　　　　　　　　　　《社会科学报》总第1889期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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