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人类时代的语境下，康德“人是目的”命题面临着困难和挑战，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尊严理论如何容纳新的伦理身份，证成非理性存在者的道德地位成为伦理学面临的新问题。其深层原因，在于其理性主义尊严观的立论基础将“人格性”作为尊严的人性根基，从而在当代生命伦理学和生物伦理学中面临困难，即“非理性存在者”的尊严问题，这包括非理性的人是否具有尊严，动物是否具有尊严。其深层的冲突和矛盾在于理性主义尊严观的道德基础和人性根基，体现在“动物性”“人性”和“人格性”三者之间的内在张力关系。

 

　　伍德在康德义务论伦理学框架内，通过对人性公式的价值论重构，打破了“人格”和“物”的二元对立，在理性中心主义观念下完成“人是目的”到“物是目的”的拓展论证，最后推出“非理性存在者的道德地位”和“动物直接义务论”。然而，这一切并非伍德所诊断的，“人格化原则”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物种主义”。相反，恰恰是人的理性的工具化和技术化的过度使用。在技术、欲望和需要的驱动下，人逐渐成为“物”，把自身、他人和非人类存在者当成了“手段”，使人丧失了人之为人的自由本性，从而失去了责任者的身份。伍德的价值论重构和拓展论证，以取消“人格化原则”为代价，造成了人性和人格性的分离，弱化了责任者的道德主体地位。

 

　　在康德“人是目的”命题的语境中，“人是目的”是一个“道德命令式”，并不依赖于价值论的基础，自由和尊严首先是一种“义务”，而不是“价值”和“权利”。理性的力量不仅仅是工具化和技术化的使用，以人类自爱和幸福的名义去破坏自然，相反，理性在实践中真正的运用是能够产生义务，以责任者的身份去拥抱自然和关爱动物。因此，人格化原则不应该承受人类中心主义和物种主义的指责，相反，康德意义上的人格化原则发展得还不够，人类需要继续坚守人之为人的自由本性，基于义务建构论的视角打开伦理关切的视界，以责任者的身份建构正义和美德，从而去面向后人类的未来。（本文原标题为《“人格化原则”取消的代价与责任者的观点——伍德对“人是目的”命题的价值论解读及其疑难》）

 

《学术月刊》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