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点时代 政智何为

 

 

　　全球格局正在发生急剧而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大数据、基因编辑、人工智能产业与应用方兴未艾，另一方面，生态变异与全球性的新冠疫情仍扰动着国际局势。在极其真实而具体的意义上，我们正在面对一个“奇点时代”——包括政治智慧在内的人类既有知识，都正在遭遇其界限。种种现实问题呼唤着政治学的时代关切与学理思考，展开并推进面向奇点的政治学研究，是学界面临的重要任务。

 

　　2021年12月4至5日，由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奇点政治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智慧研究院、《探索与争鸣》杂志社联合主办、哥德芬Godolphin协办的第一届“面向奇点的政治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逸夫楼学术交流中心多功能厅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报》、《社会科学报》、《探索与争鸣》、《解放日报》、《文汇报》、澎湃新闻、新华社上海分社等单位的专家学者、新闻记者和青年学子近90人以线上线下形式参加了本次研讨会。此外，另有两万余人通过图片直播和视频直播等方式参会。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钱旭红院士指出，21世纪的人类发展，俨然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风险社会”。不确定性本是微观量子世界的本质特征，而现在宏观世界却有更多的表现，并急剧冲击着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自我更新。明天的世界不是今天的简单延长线，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是在世界政治结构、技术结构、文化结构延展中的交错裂变的“新奇点”。我们需要人为的简单的微观和宏观分界、超越主观和客观的机械割裂，认识到，在经典状态，运用牛顿经典思维；在量子状态，运用量子思维；关注并掌握宏观量子效应、生命的量子效应，是从事研究和应用中的最好策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下，多学科交叉汇聚与多技术跨界融合将成为常态。新学科前沿、新科技领域和新创新形态将不断被催生。学科边界正在被迅速打破。我们需要瞄准交叉前沿领域加快布局，如此才能抢抓未来发展的制高点，进而努力构建具备中国气象的新文科。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助理吴瑞君教授指出，中国要对世界有更大贡献，必须要建立我们自己的知识体系。大学肩负着面向未来一个重大文明的使命，而华东师范大学在这一点上有着高度的自觉。2018年华东师范大学学校党代会提出三大核心使命——育人、文明、发展，育人就是要培养全面自由发展的人才，发展就是我们要参与构建走向世界的知识体系。吴教授进而回顾了华东师范大学作为一所人文社科的大校的发展脉络和历史使命，尤其强调了我校在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些重大举措，包括基于学术基地的平台，推动组织学校多学科、跨学科的力量，来推动有华师大特色和特长的学科的话语体系的建设。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吴冠军教授对奇点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作出了界定：近几十年呈指数级发展的技术发展，思想界与学界越来越多学者业已形成共识，人类文明即将碰撞上一个“技术奇点”，在那里所有已奠立的文明规范、既有知识与政治智慧，都将遭遇其有限性界限。面向奇点如何重组与更新事关共同体秩序建立（重建）的政治智慧，便构成了奇点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吴教授指出，我们共同关注学术前沿，直面学科与现实挑战。延续钱校长在主题致辞里讨论到的技术奇点（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和“明天不是今天的延长线”的观点，吴教授认为，技术奇点实际上直接将我们拉到了剩余时间的框架中；我们不是线性时间，可以无边无际往前走，我们正在面向奇点往前走。某种意义上今天的所有人类、乃至后人类，已经一起生活在一个命运共同体里面，命运意味着Urgency（急迫性），意味着时不我待，因而也召唤着所有学者一起推进中国政治学前沿问题研究的深入发展，推动中国政治学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复兴提供智力支持，推动中国政治学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繁荣兴盛提供智力支持。

 

　　怎样应对智能革命对于政治共同体提出的挑战？如何政治性地面对人类世的挑战？与会学者高屋建瓴地从认识论、方法论层面展开讨论。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余南平教授从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切入，作了题为“大国博弈视角下的全球数字经济价值链竞争”报告，他认为，我们观察世界的方法还在上一个时代，没有进步，或者进步比较慢，没有注意到奇点的来临；退一步讲，有些人观察到了新的变化，但是基础手段没有达到，意味着我们仍然没有办法实现奇点时代所需要的认识论到实践的转变。社会学里的世界构建方法是随机网络构建，但是随机网络实际上违背了目前的互联网社会现实，不符合我们真实的社会网络构造。今天的世界是一个无尺度网络世界，必须用量子思维与网络思维来观察世界，即必须用量子思维逻辑和网络思维复合构造新的认知模型，过去的单一式解决不了问题。大国博弈由此在实质上就是一种对于奇点的争夺与创造。我们现在正在奇点上走，我们需要知道构成奇点的要素是什么，以及我们怎么样去观察它。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徐英瑾教授在“人工智能与政治——为何基于小数据的人工智能天生缺乏资本权力的青睐”报告中指出，目前全球的政治、经济架构，正在试图全力发展人工智能的技术，但是现实中却存在着一个重大的错位，即很多人对于人工智能的了解，仅仅是来自于科幻电影，而人工智能在科幻电影里面被呈现出来的不是人工智能，是空想。这一类具有更高自我意识、能够基于某种自我意识而不是纯粹靠程序与人类谈恋爱的人工智能叫通用人工智能，但是通用人工智能离现在的实际的技术，隔着一座遥远的桥。小数据和大数据之间的分别是反事实推理能力，人类有反事实推理能力使得人类可以通过很少的经研究可以做很多方面的推理，而人工智能需要深度学习来实现和掌握这一能力。现在世界主流搞的人工智能都是受到商业驱动的、科研周期相对较短、资本回笼周期相对较短的专用人工智能，而专用人工智能能够执行的任务，要比我们想象的少得多。专用人工智能是不可能自动地进化为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要改变现实中的人工智能更多地停留于专用人工智能这一层次的出路在于，建立长期研发的科研机器，适当拉开商业机构与人工智能之间的间距，也要放弃对于人工智能过高的期望。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高奇琦教授题为“智能革命与智能政治学”的报告中分析了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可能的解决路径，提出了“趣缘合作”“数据生命体”“马斯克悖谬”“赛托邦”“私权区块链”“新结构政治学”等新概念，为人工智能研究提供了多种富有启发意义的学理切入口。比如数字时代出现大量的弱势群体，包括老年人、残疾人，凸显出一种不包容的数字化。怎么样增加公民的数据意识，用数据赋权来对抗权利的鸿沟，构成了数据鸿沟及其治理问题等等。

 

　　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生命医学伦理学研究中心杨庆峰教授的报告“人工智能神话：构成与反思”提出了一个问题：奇点是一种神话重构还是一种趋势的预测？当下人与机器的一种同步式或者是协调式的对称发展被打破，超级人工智能的崛起，一种可能性正在出现，而人类在退化，人类的身体、人类的智能在不断地退化。奇点实际上把人工智能与人的状态给了一种标识，而这种标识当中体现出智能（超级AI）如同神一样降临人世，在这个节点可能会超越人，甚至把人消灭掉，把人取代。在这个当中有很多的想象是不恰当的，或者是过度的想象在其中。作为一个趋势预测，奇点意味着一种机器智能超越人类智能的节点。在这个当中，有很多的神经科学算法数据这样技术的综合发展，形成一种合力在不断地推进奇点的到来。人工智能神话的形成主要源于由情感层面的原始性恐惧、想象层面的不恰当想象、理性层面的有限性认识、现实层面的新合法性形式等四个方面。从人工智能神话到奇点神话，在充分认知其生成要素的基础上，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种现实，即，针对偶像神话的话，需要形成一种新的智能意识；而针对奇点神话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批判它，也没有办法去批驳，因为它是一种时刻，是一种新的时间概念的建立。批判化并不是意味着否定，而是一种更深的挖掘。在治理人工智能的时候，不仅仅要考虑到技术因素，管理因素，法律因素，还要考虑到文化因素。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吴冠军教授在“量子力学、奇点政治与辩证唯物主义”报告中谈到，在传统辩证唯物主义意义上，辨证法就是奇反合呈螺旋上升，齐泽克对唯物主义的巨大贡献之一在于，他强调否定的否定不是从具体内容去改变它，而是改变我们看东西的框架，不断更新我们看问题的思路。正如量子思维，我们不再是用宏观的牛顿范式，甚至不是爱因斯坦的方式，是基于牛顿范式的拓展，框架意义上没有完全转换，但是量子力学完全是转换框架的方式，视角转换了。在量子思维重新观察世界，就可以看到一种正在到来的奇点政治，在奇点中一切都将处于不确定性之中，需要运用新的视角与框架去理解奇点之处发生的可能之事——这是量子力学对于现实的潜在性侧面的激进重现。在所有人类都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在人类式的剩余的时间，该如何生活、该如何做好有意思的研究，如何重整政治哲学研究，如何在共同体里面去做出不一样的结构化，是我们共同的议题。

 

　　与会学者还围绕三种技术（数字技术、低碳技术、卫生技术）、三种治理（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城市治理）在三个层次上（宏观中观微观）展开了奇点状态下的学术讨论：塌陷、碎穿、融合，充分凸显了具体而微的问题意识，也呈现了高质量的研究报告。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易承志教授的报告“走向融合治理：超大城市基层治理转向的逻辑与路径”指出：超大城市是一种新型的城市，严格来讲并不是一个学术概念，而是一个政策概念，是城市化竞争的产物。中国的城市化以改革开放为中界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突飞猛进，促进了超大城市的出现以及超大城市基层治理问题的凸现。超大城市呈现出空间的超聚集性（即在有限的空间里面，聚集了大量的人口、信息、基础设施等）和超流动性（虽然城市本身就是一个流动的空间，但是超大城市由于信息化的建设的完备和人口的流动性，使得超大城市的流动性异常突出）。在这样一个超大城市不断发展的背景之下，超大城市的基层治理越来越强调融合的导向。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黄以天副教授在其报告“碳中和的国际议程与中国角色——从气候谈判看大国政策协调与博弈”中谈到，碳中和的国际议程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在这个背景下的大国博弈，主要有两大核心议题，一是全球气候治理合作的公平性，二是全球气候治理合作的有效性。在公平性方面，由于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国家主体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科技水平和自然资源条件不同，因此各国在全球性气候问题治理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在划定标准上难免存在争议。在治理有效性方面，由于对公平性难以形成共识，以及超越国家主权的统一气候治理权力机构的缺位，使得“自上而下”式的跨国气候治理模式几乎无法实现。但采取“自下而上”的跨国气候治理模式同样存在诸多问题。由于缺乏约束，各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性和执行力仍不确定，所以需要有大国能够在这个方面发挥领导性作用。在国际合作，特别是能源方面的合作，是非常实际的选项。而中国在这方面是有很多的优势，包括制度、经济体量，研发和大规模推广，计算技术和产品的优势。从这个角度出发，通过碳中和的议程，中国对于全球气候的治理作用，也会发挥得更加显著。

 

　　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杨志军教授的报告“新多源流决策模型建立及启示” 从超大规模国家治理的模糊性及其决策机制切入，提出多源流的决策理论模型在此背景下作为一种决策破解被提出和发展的背景。这个首先由美国学者提出的模型在中国本土治理情景中需要修正和优化，因此杨志军教授提出了自己的修正框架和思路，并选择疫苗整治议程作为个案验证模型修正思路。多源流严格来说是一个研究议程设置的模型，侧重研究前决策环节，对应选择的实证研究案例是包含莆田系疫苗整治议程和假疫苗整治议程两个部分的整体议程。通过模型比对，杨教授修正并提出了新多源流决策模型，并在研究启示部分提出，在将西方理论在地化的过程中，可以形成一个“五部曲”的抽象经验，以促进中国特色政策学的建立和发展：对理论的全面理解和充分解释，防止出现理论误用和滥用；继而是对理论的精准应用；在应用基础上，结合东西方不同背景、结构体系，进行过程中的具体比较；基于过程性比较形成理论优化方案，最后形成科学的创新。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何明副研究员的报告“伊斯兰，世俗国家与世界——阿富汗塔利班现象的思考”将塔利班的再次崛起置于近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以来伊斯兰世界式微并沦为世界体系边缘，伊斯兰世界各国在国家道路选择上争论，以及对世界影响的背景中去探讨。因此，从人类文明演进多样性的角度看，塔利班现象值得关注。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王帆研究员在报告《公共卫生治理中的研究、决咨与倡导融合》中，探讨了研究人员和学者在这三个环节中的角色、任务和可为之处，具体来说，科学研究如何转化为政策建议、政策建议如何反馈科学研究；公众倡导能否影响政策建议，政策建议能否推动公众倡导；科学研究能否进行公众倡导，公众倡导如何反馈科学研究。王帆研究员及其研究团队在新冠肺炎疫情遭遇新媒体环境、组织公共政策展板巡展、围绕新冠疫情撰写政策建议等实际工作中，积累了研究-决策咨询-倡导三个环节有效融合、相互促进的实证经验。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中原做题为“算法代表性：算法技术的政治代表问题”报告，提出在数字世界里，需要建立新的代表政治，因为经典的政治代表机制在算法世界中是失能的，在数字的收集、数字的使用、算法的设计和算法的瞄准过程中，很少得到个体的授权。进一步而言，如果把算法过程如果粗略地划分为输入、计算和输出三个阶段的话，同样可以看到算法代表性的危机。比如在每一个数据的处理过程，其实都是封箱，就是算法在黑箱化。这个过程中个体的参与、监督就是缺失的，也存在这种代表性缺位的状态。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叶淑兰副教授的报告“人工智能“治理失灵”现象与“协同治理”的进路” 首先分析了人工智能治理的重要性，比如说自动驾驶对人工智能、机器人产生情感等为例，接着分析了人工智能失灵的风险，比如问题的在于逻辑权力扩大是否加剧情感荒漠、人脸识别的滥用、权力的集中化、财富的两极分化，由此带出一个问题，我们未来的决策可能不单单是人类单独的决策，而是面临着很多的人机混合的决策，人机交互的反馈，共商净化和协同模式。这就必然要求一种可信的人工智能，即如何把特定的伦理的准则，嵌入到机器人的系统当中，如何去构建负责的、公平的，可追踪的、可靠的，可控的人工智能的使用的原则。这在客观上也推动我们进入一种协同治理的阶段，构建人机群体交互复杂环境下人工智能体系。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人的自觉，反思与克制。这里的人是范指的人、每一个人，不管是强者，还是弱者；而且需要有一个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一个思路，政府内部的协同还有政企之间，政民之间、人机之间的协同，最后走向融合治理。

 

　　人到底是操控媒介的人，还是反过来被媒介所操控；人在媒介面前到底是一个从属性的地位，还是重新成为一个主体。围绕这一核心议题，与会专家展开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际新闻界》主编刘海龙在其报告“数字治理术与幽灵劳动”中围绕数字治理术的三个案例（网格化的社会、表格化的社会、网络化的身体）讨论了数字治理术的特征、如何应对流动社会以及可能创造出的人类劳动。今天的数字技术和数字的基础设施已经成为我们社会治理、防疫、甚至政治管理中都非常重要的基础，同时也变成一个新的尺度，重新定义我们的社会交往关系和治理方式。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甘莅豪教授在其报告“规约与博弈：维基百科全书群体性编纂中的命名政治”中考察了命名政治在今天数字社群中的展开，认为维基百科的编纂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动态平衡，但不同于现实政治，维基百科的命名政治在达成词条成果的同时保留了所有反对意见。在我们的网络社群社会里面，命名行为产生出一种不同的政治状态，问题在于决定这种命名状态的机制是什么？通过维基百科可以看到，命名是两种张力之下的斗争，一种是话语斗争，另一种是命名编撰所设立的一些操作规则和惯例。在这个意义上，维基百科并不拒绝话语斗争，而是维持一种动态平衡。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理论研究》编审王嘉军的报告“激进伦理还是激进政治？——一条法国当代思想线索”系统梳理了法国当代思想的演变，基于这一梳理，重新阐释了“激进”的涵义。伦理哲学家列维纳斯提出了绝对他者这一概念。绝对他者是不能被任何的范畴和概念所囊括，也不可能被任何的主体所统一化的一个绝对的外部性存在。列维纳斯影响主要在哲学和伦理学领域，但是事实上他对政治学也有很大的影响，包括德里达和利奥塔。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李洋教授的报告“作为媒介政治的屏幕与数字影像” 主要分析了图像（image）与政治（politics）之间的关系，认为在今天数字影像出现之后，媒介介入了图像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政治的战争是借助媒介发生在影像层面的。当图像显现的时候，必然要寄托于某一个载体上。图像的物质性使得有了物质性的图像就像这个世界上其他的物质一样，处于一个力的关系当中。因此物质性的图像就具备了、有了“力”，图像本身构成和生成一种力。进一步而言，图像的力学可以为我们提供图像-政治的可能性。考虑今天数字时代的影像和政治的关系，最典型的例子是一种影像行动主义。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文理学部张璐讲师以“抖音的政治交互潜能与政府公共关系应用”为题，认为承载抖音这一类短视频的视频流媒体手机的平台，正在成为中心的广场，形成一种新的政治空间。这种从经典美学到互联网美学的转变，在互联网美学中，强调的正是量子思维所凸显的迅速、真实、互动、纠缠的特征。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易妍副教授作“框架化政治：跨学科的理论溯源与个案考察”报告，从社会学、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等不同的学科视角追溯了“框架化政治”的理论渊源，勾勒了特朗普与拜登就新冠疫情进行辩论时所体现的框架化政治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戴宇辰副教授在其报告“全景敞视2.0：数字时代的两种治理术”中 分别阐释了“共景独视”与“独景窥视”两种数字时代发展出的新治理术，二者均是对福柯“全景敞视”在不同方向上的推进。福柯从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一种对于治理技术讨论的转折，他把作为主权者所享有的政治权利转化成微观的权利战略，等于在主体层面的实现，也即我们熟悉的微观权利的社会空间意象或者社会空间模型。

 

　　育人是高校的一个根本的任务，育人育才也是我国科学战略一个主要的内容，因此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子蕲副教授在“大变局时代政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四个融合”报告中提出，高校要培养的政治学科的专业硕士应该是具有世界眼光、奇点思维和全球治理国际事务的知识结构；要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理性的思维能力和较强的逻辑分析能力，能够研判全球变局的复杂性；在应对具体问题上，展现创造性，提高时效；能够胜任国际组织、外事部门、跨国企业等具体的工作。

 

　　围绕“奇点时代的前沿政治哲学探索”的主题，与会嘉宾沿着两条线索进行阐发，一条是次人类学，一条是超人类学。今天的人工智能等等议题，如果放在较长期的一个时间线索谈，某种意义上就类似于一种次人类学。

 

　　南京大学哲学系蓝江教授的报告“数字时代的赫尔墨斯：被媒介化的灵魂” 抛出了一个问题：在集成电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都发展出来的时代背景下，人文学科还有没有用？过去以自立、理性为基本模型的个体，在当下面临着指向概念本身的质疑。我们的身体是否做好准备，是否要创造一个新的人的概念和形态，进入所谓的VR世界或者空间。借用古希腊神话中的信使赫尔墨斯，报告强调在数字时代，我们看到的数据是算法处理过的，绝大部分的数据是看不到的，需要经过赫尔墨斯这一“中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身体与灵魂已经被技术化中介。

 

　　清华大学哲学系夏莹教授在题为“元宇宙的幻象：被资本化的意象政治”的报告追溯了元宇宙一词的源头：（Metaverse）一词来自尼尔·斯蒂芬森的科幻小说《雪崩》，Meta表示超越，Verse代表宇宙，“超越宇宙”即指平行于现实世界运行的人造虚拟空间，它的本质是虚拟与现实之间的相互影响。在哲学层面，让·波德里亚的“拟象”可视作元宇宙概念雏形，真实与虚拟经过无数次内爆后，现实成为由符码和模型所建构的“超真实”拟像。报告中讨论到，元宇宙是一种幻象，是一种元叙述的方式，资本才是元宇宙的实体，也是它的主体、拟像的第二秩序，元宇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深度解放，而是一个再度异化，而且是以更隐蔽的异化方式的路径。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姜宇辉教授的报告“政治哲学的前沿探索：影像政治、生态政治与游戏政治”承接前一个主题发言，认为元宇宙是人类的最后一种末世的形态。报告从德勒兹、福柯、韩炳哲的理论脉络和对比切入，讨论数字流中的主体性和主体位置问题，得出的重要观点之一是，游戏政治在某种意义上为我们指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因为游戏里蕴含着控制与自由，让玩家具有反思性的意蕴。在游戏政治里，核心概念不只是灵魂，还有精神。在游戏里面去找到否定性的可能性，就是情感体验。游戏作为失败性的艺术，挫折否定性才是游戏里面终极的体验。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吴冠军教授的报告“共同体内的奇点：探访政治哲学的’最黑暗秘密’”，继续追问此前被提出的有关政治哲学的问题：哲学在当下还有价值吗？物理意义上的黑洞和哲学意义上讨论黑洞这一最黑暗的秘密产生关联——奇点是黑洞某种意义上的心脏，在奇点上所有已知的自然规则都不适用，遑论政治哲学的符号性的人文规则，即共同体的规则、自然规则在奇点上全都不适用。奇点政治学本身的意义之一便在于面对根基的缺失，探索用什么方式填补政治共同体内部、连接我们的“无基础”的“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王志强副编审在其报告“‘共和’何以可能？又如何败坏？——兼谈后人类的政治”回到社会生物学的基础上讨论政治何以可能的问题：动物有集合、分工，但它没有政治，只有人才是政治性动物，政治性动物是基于强制性统治权所实现的纪律秩序和分配秩序。

 

　　面对奇点时刻的开启，重访经典学者及其学说依旧能够为当下的思想困境提供启示。与会学者回到儒家、苏格拉底、莎士比亚，回到文字、文本和文学，重新思考思考、言说和交流的可能性。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智慧研究院副院长朱承教授以“儒家哲学与公共生活”为题，试图重新思索是否存在一种跨越时空的永恒命题。就公共生活而言，不论是在孔子时代还是在量子时代，不论凸显曾点所向往沂水春风之乐，还是凸显奇点时代的爆裂性变化，儒家哲学能否提供一种可能性的方案。在儒家哲学中，“天”意味着一种超越性的根据，在多样性的表象背后寻求一种“一”。儒家哲学由公共生活领域而浸润古人的私人生活领域。这为今天的公共生活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的方案。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林国华副教授以“苏格拉底的‘第三次起航’：政治哲学的消逝”为题，报告了对柏拉图《斐多篇》的阅读发现。通过追溯“剩余时间”的思想史线索，认为这是一种政治神学，而政治哲学恰恰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政治神学的反题。《斐多篇》是柏拉图作品中最具感伤气息的作品，其谈论是灵魂从身体分离并向另一个不死的世界撤退的话题，亦即灵魂不朽的主题。苏格拉底必须悖论性地在越来越少的“剩余时间”中向其门徒谈论通向不朽的技术。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郑维伟教授以“情感与政治——施克莱对阿伦特的批判与反思”为题，谈论了一种“把情感带回来”的政治。郑教授认为，卢梭对情感与现代政治关系的思考开启了反思现代性政治的先河，他从自然到社会、自爱到自利的历史变迁中，论证了情感相对于理性的优先性。因此，情感与政治关系的根本结局最终取决于自由平等的政治建构，而虚伪往往成为自由民主的润滑剂。不过，施克莱虽没有清楚地阐释虚伪的类型及限度，却启发了同侪思考。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隋少杰讲师以“从‘心灵的自然’到‘本能的自然’：伦理心态失范对现代政治法学的影响”为题，以郁达夫的《沉沦》作品为例探讨了伦理心态的变化。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周林刚副教授以“莎翁笔下罗马的内在转向”为题，阐释了威廉·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尤里乌斯·凯撒》。

 

　　据悉，为进一步优化学校总体学科布局，今年11月19日，华东师范大学在原政治学系和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基础上组建新的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本次会议是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成立以来组织的第三次学术盛会，邀请领域内的专家学者共同思考和推进奇点时代政治学研究的新方向、新发展、新范式、新方法，就智能革命与技术政治学、人类世与生态政治学、后疫情治理与生命政治学、平台化生存与媒介政治学、当代政治学的其他前沿转向、新文科视野下的政治学研究与学科建设等重要议题展开讨论。

 

　　正如吴冠军院长在致辞中所强调的，此次会议尤其注重继承和发扬华东师大政治学科的传统学科特色，注重多学科交融，不只是和哲学、传播学、文学、艺术学交融，还和最前沿的生态学、物理学、技术工程学、生物学、卫生健康学交叉交融；主办方期待通过学院和与会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将面向奇点政治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办成一个学术平台，到下一届会议时，期待看到本届会议的重要议题已经转化为科研成果，发表、出版、介入公共生活，甚至变成时代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