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西方现代性的迷思，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深厚文化底蕴与时代特征。2023年6月9-11日，由上海市儒学研究会、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儒商高等研究院主办、《社会科学报》协办的“传统与创新：儒商精神与中国企业家精神”学术研讨会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外高校、企业界60多位学者与企业家汇聚一堂，就:儒学与儒商、新时代儒商精神与企业家精神、儒学国际化等重大问题展开研讨。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著名经济学家刘元春发表致辞：上海财经大学自创校伊始，就没有以商科自限，而是厚植人文精神与家国情怀，财经人才的培养除了专业技能，还应当培养博雅文化气质。上财哲学学科特色是经济哲学，全国经济哲学研究总部设在上海财经大学，会长是上财资深教授张雄。2017年7月上财又成立儒商高等研究院，正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哲学理论、话语体系。

 

 

 

　　一、新时代儒商精神的出场

 

　　1.新时代儒商精神的时代背景：上海市儒学研究会创会会长朱杰人教授关注新时代儒商精神研究的背景与意义，认为儒商研究不是一种话语的研究，而是一种精神、文化的研究。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成为我们今后进一步加强儒商研究的指导思想。中国企业家精神在两个百年大变局中所表现的非凡的理性、韧性，百折不挠、忍辱负重的坚毅品格，合作、包容、利他，天下为公的家国情怀，使得儒商精神日益走向世界文化舞台的中心。上海市儒学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教授吴震认为：近代上海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经济中心，特别是20世纪初以来，上海一直就有商业文化及辉煌成就，但从学术角度来看，将现代性的商业文化和精神，重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中，将儒家精神与当代企业家精神结合起来进行学术研讨，应当是最近几年学术新现象。当然在新时代中国，如何推动儒商研究，发扬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发展，已经成为迫切的时代课题，值得我们高度关切！

 

　　2.儒商精神的发展脉络：如何从总体上把握儒家思想的要义？采用所谓“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显然不够，更多的要运用思想史的方法。自春秋战国以来，儒家思想绵延留长，主张儒学四期说（即新时代）的清华大学陈来教授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渗透了中华文化的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君子化儒商对人生境界的要求较高，有着崇高责任感、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另一种是生活化儒商，强调对家族的承诺，节俭、勤劳、忍耐等；我们讲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把传统儒商精神在当代企业家文化中发扬光大，创新转化。要使儒商精神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分，第一要爱国，第二爱中华民族，第三爱中国文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高瑞泉认为：18世纪到19世纪商人的社会地位在上升，逐渐形成了士商农工，转而变成士商相杂。这个士商就是现在说的即儒即商，这个商是他的职业，儒是他的文化认同、文化身份，所以是个双重身份。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与欧洲不同，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是依靠资本原始积累。而近代中国商业发展是通过抵御外部经济侵略获得的，即所谓商战，中国的商人功利，不是西方的个人主义，利己要义利结合，而且讲到自利利他，他不仅是他人，而且要有利于国家、社会。

 

　　3.儒商精神总体特征及意义：主体即整体，如何从总体上把握儒商精神，关涉其总体特征及其意义。中国孔子基金会副理事长国承彦认为：儒商精神植根于商业伦理道德，是中华优秀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合则共赢、生财有道的价值理念，诚实守信、源自善行的行为规范，自强不息、创新求变的进取精神，义利兼顾、乐善好施的道德境界，济世利民、为国尽忠的家国情怀。

 

　　华东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杨国荣强调实践的儒家思想，他认为：儒学发展过程中有三点和现代工商业发展有关联，首先，商业的发展与利益无法脱节，儒学注重普遍之利、共同之利；第二，儒学非常注重诚信，中庸把诚信作为自己的核心概念，注重诚信可以说构成中国商业发展的重要特点；第三，儒学更注重人道，人道高于权利，内在意义就在于肯定人的价值，能保证社会和谐发展。中山大学黎红雷教授提出：新儒商就是自觉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实践的企业家。第一，新儒商是现代的工商企业家，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商贾，古代儒商主要是卖东西，现代儒商是造东西；第二，新儒商是现代企业的治理能人，不仅是热心社会公益的慈善好人；第三，新儒商不仅是传统儒家文化的继承者，还是现代新工商文明的创作者。

 

　　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张雄首先从历史哲学角度论述儒家思想的价值意义，他认为：克罗齐认为历史哲学是揭示历史灵性的实存，应当是深刻经过历史反复检验的那样一个真言，一个逻辑，与思想相贯通的一个历史的“道”。它呼唤在辩证承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基础上扬弃自身，推动历史发展的积极因素，几千年的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民族最宝贵的历史灵性，在价值观上有鲜明的实践性，追求内省、和合、崇高、秩序，追求知行合一、家国情怀、心灵世界的意义，构成华夏文明优秀基因，潜移默化影响炎黄子孙生存方式乃至做事做人的行为准则。

 

　　其次，从反思西方现代性发展模式来看，儒家留给我们的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生态哲学等丰富的思想资源，是根治西方现代性发展模式弊端的良药。再次，现代经济发展更需要精神资源的涵养，未来市场竞争融德比融资更重要，只有德才能把竞争多样的市场与社会勾连起来，只有德才能把碎片化的利己私欲整合为利益共享的全球链，只有德才能把人与人动物性争斗提高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思维。儒家思想铸就了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独特气质。企业家要拥有三方面的市场资源：其一学会共享；其二合作共赢；其三是打造生态。最后，儒商精神是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构成的文化基因之一，从早期的儒商到当代企业家都要共守三件事：懂规则、讲秩序、善礼仪。

 

　　二、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企业家精神的在场

 

　　大时代需要新的时代精神，而作为新时代精神重要组成部分的企业家精神自然成为研讨的焦点。本次大会特色之一就是理论研讨与企业经营实践相结合、学者与企业家的互动，把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推向深入。嘉宾有几位孔子后裔、企业家引人关注。中华孔子学会的孔庆然认为：如何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企业文化里，党的领导至关重要。我们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八个字：仁爱、诚信、责任、进取。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孔飞认为：新儒商应当首先认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伦理，具有正确的家国情怀。

 

　　如何澄明企业家精神，涉及一个民族的精神与文化。刘元春教授认为：企业家精神是指企业家实践活动所遵循的基本价值观、冒险精神、坚毅精神、使命感以及创新精神，中国文化要求把做人和做事、成功与成德统一起来。儒商精神的基本内核就是有诚信的做事、有德性的做人。复旦大学马涛教授认为：西方企业由于资本占主导地位，所以必须有熊彼特式创新；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体现儒家思想文化特色，强调要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党的二十大给中国式现代化指出新路径，这样一种全球化思路要转为国内大循环为主，即新发展格局。上海市儒学研究会儒商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民营企业家丁兴才认为：企业家精神有两种，一个是西方的，一个是东方的，后者就是以儒家文化圈为主。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核心首先是利他，即利国利民，追求的是共同富裕，这是更为人性化、社会化的价值观。

 

　　如何理解道与术、体与用？处置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也是认识中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关键所在。上海财经大学朱璐研究员从杜维明对儒商的研究与定义出发，提出有两种类型的儒商：一种是自觉践行儒家思想的价值观，他们既读《四书五经》，又手拿算盘从事营商劳作，这种儒商的言行举止有着深厚的文化传承及家族相似，有诚信的经营有德性的做人，代表人物如子贡。另一种是不自觉地运用儒学价值观经商的人，他们离经书远一点离算盘近一点，受儒家思想文化熏陶，以集体无意识的不自觉的习俗方式，通过读书学习、家族家规训导，实现儒商经营价值观的商人。上海财经大学刘静芳教授认为儒家至德是从道而来的，儒家的道是中庸之道，最高的德是从中庸之道来的，中庸就是无过不及，其最终边界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企业家精神的第一条就是万物并育；第二条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即发展经济的同时又得坚守市场规则。

 

　　三、儒家思想的国际化研究

 

　　一个思想首先是民族的，然后才是世界的，近年来海外孔子学院发展迅速。儒家思想本身包含着兼济天下的胸怀，本次大会吸引了许多海外学者的参会，他们的发言聚焦儒家思想在亚洲的传播及影响，这为丰富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提供依据与佐证。

 

　　儒商要走向世界，离不开重要历史人物的作用。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原校长祝家华教授以陈嘉庚为例，他认为：新时代的儒商要走向世界，不仅仅是经济人、也是文化人，新儒商应该由经济人到文化人再到生态人的转变与挑战。日本SBI大学学院教授细沼蔼芳详细介绍日本商界之父涩泽荣一的经营哲学，突出其“论语加算盘”思想当代意义，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东亚模式”提供了新视角。马来西亚拉曼大学教授郑文泉的报告主题为“从商、儒的角度重估张煜南的儒商成就”，重点介绍了华商张煜南在马来西亚经商的心路历程。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要互相成就。儒家思想作为人类“轴心时代”的代表，本身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总书记提出“第二个结合”是继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又一次理论飞跃，将成为今后我们进一步推进中华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指导思想。而弘扬儒商精神、塑造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对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践行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