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森是几代经济学者的老师。他教给我们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他用一本影响深远的教科书，影响了我们谈论经济学的方式。

 

 

　　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学经济学 

 

　　萨缪尔森是一个“连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多元化的经济学与二战后出现的更狭隘的、更加理论化和数学化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过渡性人物”，诚哉斯言！他对经济学的综合、发展和传播已经让他成为穆勒和马歇尔之后第三位经济思想集大成者。

 

　　很多经济学家从数理经济学开始，经过漫长的摸索和实践转向人文经济学，或者走向企业家研究和制度经济学研究。与他们不同，萨缪尔森年少成名，从对经济学感兴趣之始，走的就是经济学数学化的路子，并在形成经济思想体系的过程中，兼容并蓄，以折中的态度，对待当时（萨氏《经济学》初版于1948年）流行的学派和理论。如果说萨氏《经济学》之前的经济学是群雄争霸的话，那么可以说萨氏在其专著中做到了“横扫六合，一统天下”。要知道，那是凯恩斯（去世于1946年）以其思想传世，哈耶克创立朝圣山学社（1947年），经济学系的学生们仍在读“政治经济学家”们各自著作而非“统一”经济学教材的时代。对经济学系的学生和外行同样的，实在没有比萨氏的教科书更“友好”而又无所不包的入门读物了。

 

　　事实上，即使在我读大学的时候，经济学系的朋友不会首先推荐萨氏的教科书给我读，因为它是“大部头”（起码六百页），而严肃经济学必然“板着脸”（充满方程式和图表），总是艰深晦涩的（几乎每一页都有定义）。而很多以教书育人为志向的老师则会热情推荐他的书，毕竟，在有这本教材的情况下，去推荐别人拷贝粘贴做出来的通俗经济学读物，或者漠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以之作为启蒙教材这个现实，确实有违师德。况且，跟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学习经济学，能出什么差错呢？

 

　　在萨氏的教科书出版之前，作为一门从政治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的学科，经济学一直呈现群星璀璨的状态，不管是德国的历史学派、英国的剑桥学派，还是肇始于门格尔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始终以对话和论辩的形态发展着——有观点，有说理，而且是以文学的形式你来我往，针锋相对。直到凯恩斯以《通论》奠定其时代经济学家的地位，在“凯恩斯革命”的影响下，加之当时日趋流行的统计学和数学在经济研究中的应用，萨氏以年少即长于数学，求学时更刻意寻求数学与经济学的结合，而一举以经济学这一学科传统上以价值和分配为研究对象（也即一般说的微观经济学的范畴），转而结合以凯恩斯的就业理论和财政政策（也即宏观经济学的范畴）——“新古典经济学”呼之欲出。事实上，如果今天有谁敢用《经济分析基础》（萨氏25岁时写的博士论文）做博士论文题目，恐怕开题都难。

 

　　此后，至少在经济学领域，人们开始用同一种科学的、数学的、充满模型和定义以及“可观察”和具有“统计显著性”的语言谈论经济学。美国经济学家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曾撰文说，萨氏的教材自出版以来，数以千计的经济学教材都对其加以模仿，他的经济学文本几乎统治了其后六十年的经济学对话方式（她撰文于2007年，现在可以安全地说，起码七十年了）。

 

　　萨氏经济学的时代局限性 

 

　　当我们在思考所谓的西方经济学能否解决中国的问题时，或者说，是否存在大一统的经济学（不管是不是新古典），能够解决我们表面看来十分相似的经济问题，我们是在否认经济学本应呈现的形态：经济学是大量的对话，而现实发生的经济学对话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我们今天看到的绝大多数经济学教材，不管归类于西方还是东方，都是萨缪尔森式的，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只需想一下什么样的书会印到第十九版——沿萨氏研究经济学的通路出发，最终走向越来越精妙的数理经济学模型，越来越标榜能够预测和计划一切的复杂联立方程，甚至怀揣“万灵丹”走进庙堂，将一个又一个经济学思想的错误扩大成一场又一场经济政策制造的危机和灾难。而技术日益进步的今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有造物主妄想症的技术奇才侈谈实现大数据和AI协助下的整体计划经济，这实在是经济学教育的悲哀。经济学的对话形式为人们所摒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科学说理的方法，用的是所谓客观、中性的“观察”“检验”和“总结而言”的标准格式，牛顿和高斯都是这种“科学的”经济学语言的发明者和传播者，于是，我们现在只能皱着眉头面对满纸“假设以下条件”和“对任何理性的头脑而言，这是显而易见的”发呆。老师们应该教给学生的是经济学的论证方式，而非需求的价格弹性定义或者无差异曲线的斜率。

 

　　就像我们再也回不到金本位制，经济学对话在萨氏之后所采取的形式，似乎与这门学科始创时大大不同，在二十世纪唯理主义的渲染下，原本独立于自然科学之外的经济学也难免覆盖了一层数学化和偏重模型的色彩。黑板上的经济学能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人们是否已经在哪儿的天空中终于看到了那条经济学家们挂在嘴边的“需求曲线”？恐怕，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不再是经济学的，而是政治的和身份的。萨缪尔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因为他“提高了经济学的一般分析和方法论水平”，从主观价值边际效用到宏观经济分析中对国民收入这样大问题的尝试解答，萨氏的教材从一开始就充满野心，而经济学中越来越多的数学工具让这门本应该着重说服和对话的学科，成了实验室的整套设备。

 

　　我们喜欢谈论时代的局限性，在我看来，萨缪尔森并不能逃脱时代的局限，如果他的经济学教材不能让我们识破这一真相，那么他的传记会给我们提供不少线索。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在读他的人生故事和学习他的经济学思想时都能更受启发，就像我们在读《罗马帝国衰亡史》时也能看到这个帝国的伟大、制度的先进、人文关怀的永恒。而《萨缪尔森传》（[英]罗杰·巴克豪斯著，姜井勇、柯珊珊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10）正是这样一本有关一个庞大的经济思想帝国的书，我们都应该读一读。

 

　　《社会科学报》总第1734期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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