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8日，何兆武教授在清华园寓所中安详离世。先生是一位纯粹的学者，对待生活，物质需求极低，处事谦退，声名看淡，而对待学术研究，则不为时代所左右，唯与真理为友，不掩其思想锋芒。青壮年时代，他主要做的是翻译工作，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在六十岁至八十岁，一般所谓暮年晚景的二十年间，始进入自由写作、精思迭出的黄金阶段，留给读者大量佳作。

 

　　何兆武先生的著译文字数量颇多。约略言之，译作约有三十种，价值最高者为数部西方思想史、史学理论的经典著作，如卢梭、帕斯卡尔、康德、孔多塞、柯林武德等人作品，流传最广，嘉惠学林已久。他本人并无专门著作，论文、杂文等各类创作统共约两百万字（由笔者协助厘定为“何兆武文集”五卷，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相继刊行）。何先生本人的著述重点，大致落在史学理论、西方思想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三个领域，其中用力最深的是史学理论研究。笔者在此仅就何先生的学术经历及其在史学理论方面的相关见解略作介绍，限于本人学力，这里所陈述的不免只是一些浅陋的看法，谨供读者参考。

 

 

　　何兆武先生出生于北京，祖籍湖南岳阳，中学时代遭逢抗日战争爆发，南迁就学，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在西南联大求学七年，由工转文，本科先后就读于土木系、历史系。毕业后考取哲学系研究生，因病休学半年，感觉所学与预期不合，遂转入外文系，师从吴宓、温德。战时的西南联大集聚了一个时代的知识精英，在生活艰难、物质匮乏的年代，却让何兆武享受了自由读书的乐趣。他得以转益多师，广泛涉猎科学、哲学、历史、文学等学科，研习了英、法、德等多种外文。

 

　　西南联大名师如云，在养成学术趣味方面，张奚若、噶邦福两位老师对于学生时代的何兆武影响最大。他在政治学系旁听张奚若开设的两门课程——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引发了对于西方思想史的研究兴趣，不仅希望由此加深自己的思想深度，而且确信，唯有理解一个时代的思想精华才有可能理解一个历史时代的灵魂。噶邦福（Ivan Ivanovich Gapanovich，1891—1983）是十月革命后流亡海外的白俄，曾师从世界古代史权威学者罗斯托夫采夫，有专论史学方法的著作，在清华及联大历史系开设俄文、俄国近代史、西洋上古史、希腊罗马史等多门课程，纯以英文授课。在噶邦福教授的课堂上，何兆武得到了史学理论的启蒙指引，并且初识西方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路径。在考虑自己未来的研究方向时，他起初计划专治西方思想史，最终选择了兼顾哲学与历史学的史学理论。

 

　　西南联大毕业之后的最初十年（1946—1956），何兆武先后在台北、长沙、北京、西安四地工作。之后，因其外文能力的特长获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赏识，从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今陕西师范大学）调往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由此开始，在历史所工作服务三十年（1956—1985），参与了侯先生主持的多种中国思想史著作的撰写，其研究重点是明清之际中西文化的交流。何先生自述，在历史所的三十年，“可惜时间虽长，外部干扰也多，大部分时间都没有用在正业上”。在此期间，工作与劳动之外，他利用业余时间“干私活”，翻译西学经典。20世纪50年代，译出卢梭《社会契约论》《论科学与艺术》，以及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册。“1966—1968年，这两年为一生读书最多的时期”，开始翻译帕斯卡尔《思想录》以及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两部译作均在“文革”后期完稿（正式出版则迟至1985、1990年）。

 

　　1980年，何兆武开始有机会走出国门，数次赴美访学、参加会议，先后应邀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马堡大学的客座教授。清华大学重建文科，于1985年创办思想文化研究所，何兆武返回母校服务，执教直至退休，期间指导了两位硕士研究生（张立平、彭刚）。此时，其学术思想日臻成熟，关于史学理论、西方思想史的多篇重量级论文，集中发表于20世纪的最后20年。其中，成稿于1986年的《历史研究中的可能与现实》一文，尤其具有原创性，融合中西文化不同的思维特性，于历史知识的本质有极富洞见的省察与深思，不啻为历史理论研究的一篇典范之作。

 

　　何兆武先生是否考虑过写一部专著，将他关于史学思想的理论思考加以系统、完整的表达呢？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1992年，何先生接到湖南教育出版社邀约，准备将部分论文初次结集成书（《历史理性批判散论》），他的至交好友、哲学家王浩为其撰写序文《从昆明到纽约》。王浩在文中介绍说，何先生在“文革”结束以后已经大量发表论文及出版翻译著作，“他正计划写几本系统的书”，并以为“他的工作的发展过程代表了文科研究中一条颇健康的演进道路”。1996年，何先生在答复侯旭东的书信中提到，“每想深一步认真写一小书，然限于水平、时间与精力，恐难期以实现”。笔者曾见20世纪90年代某出版社寄给他的约稿合同，标题大意为“历史哲学精神纲要”。何先生以谨慎起见，此稿并未动笔。因而，最终，读者所见何先生有关史学理论及西方思想史的论述，即为北大版“何兆武文集”中收录的三部论文集：《可能与现实——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从思辨到分析——历史理性的重建》《杂草集——西方思想史散论》。

 

　　何先生说，他曾师从的张奚若先生，“学问极好，但极少写什么著作”。此外，对康德有深湛研究的老一辈学者，如冯文潜先生和沈有鼎先生，前者一生无著述，后者也是著述极少。“老一辈的学人自重如此，远不是当今动辄以炒作千万言为其能事的弄潮儿所能望其项背的。”此种做法自然与当下的制度要求已属关山阻隔的不同时代，但可以为我们理解前辈学人对于学术与著述的心态提供一种参考。

 

　　2007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将何兆武先生已出的两种论文集析为三卷，外加一部译作帕斯卡尔《思想录》，以及与友人合撰的旧作《中国思想发展史》，汇为五卷“何兆武文集”出版。何先生见书后，在与笔者的闲谈中多次说到，且不论其中有译文、有集体撰述，“文集”不是一般作者当得起的，普通人写的书不该叫“文集”。在此之前，2001年前后，相继有两家出版社约请何先生撰写回忆录，他都婉言谢绝了。他以为，自己是无资格写自传或者回忆录的。不过，他在晚年是将自己完全敞开的，可以说对登门拜访者来者不拒，与学界同人、后辈学生、媒体记者谈古论今，畅所欲言，故而虽然不写自传，却给读者留下了许多篇访谈记录，以及一部口述史《上学记》。

 

　　绘制史学理论的思想地图

 

　　1980年代初，中国学者的史学理论研究由复苏而渐趋活跃，相继有学术会议、学术译文集、著译丛书等出现，进而在1987年创办专业刊物《史学理论》，标志着史学理论研究已经在中国形成一个独立的专门领域。

 

　　1984年出版的张文杰等编译的《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遴选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的文献二十篇，为第一部系统介绍国外相关研究的译文集。何兆武先生是此书的主要推动者及译者之一。与此同时，何兆武、张文杰两位先生合作，译出了英国学者罗宾·柯林武德的名作《历史的观念》（1986年初版）。此外，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亦由何先生与同事合作译出（署名何林，1987年初版）。以上二书均被列入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编“外国史学理论名著译丛”，尤其是柯林武德一书在国内关心史学理论问题的读者中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反响。

 

　　1990、1991年，何兆武先生独立翻译或与友人合译的三部著作相继问世，即康德著《历史理性批判文集》、沃尔什著《历史哲学导论》、罗素著《论历史》。其中，康德一书为何先生在六七十年代完成的译稿，也是他最为看重的西方史学思想的巅峰之作。

 

　　1996年，何兆武先生与友人合作主编两部论著《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与陈启能合编）、《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七卷《历史哲学》（与张文杰合编），集合国内从事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对西方史学理论的主要成就加以系统总结和评述，反映了当时国内学界的认识水准。稍后，由他主编的一部大型的译文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发表（商务印书馆1999年初版），是书接近七十万字，迄今为止仍是内容收录最为全面的一部西方史学理论文献集。

 

　　进入21世纪，何兆武先生已届八十高龄，又不辞辛劳，相继完成伊格尔斯著《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布莱德雷著《批评历史学的前提假设》的翻译。此二书就时代而言是一前一后，布莱德雷代表着史学理论中分析的历史哲学在19世纪后期的开端，而伊格尔斯是对最近一百年来西方史学思潮的总结。

 

　　以上就何兆武先生自1980年代以来所做学术工作中，关系到史学理论研究的部分成果，加以简单胪列。此外，在同时期，他本人所撰史学理论的专门论文陆续问世，或载于期刊杂志，或见于译著序文，总计约二十余篇。值得一提的是，何兆武先生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史学理论专文，题为《从思辨的到分析的历史哲学》，刊载《世界历史》1986年第1期，是年何先生已经有六十五岁。作者自言，此文只是为一次介绍性的讲座所做的发言提纲，然而观其内容，确乎是博学慎思者的精辟之见，对于18世纪以降近代西方史学理论演进的思想地图给出了清晰的勾勒。何先生认为，近代以来的西方学者大致沿着两条思想路线展开历史思想的研讨，一为思辨的，一为分析的，依据不同的出发点，各有成败得失，但是总的来说，他以为，分析的历史哲学并不能取消或者代替思辨的历史哲学，换言之，“一种思想方法，无论多么正确，终究不是知识本身，尽管它有助于知识”。文中对西方史学理论领域各时代的名家要旨给予简明概括，丝毫未作含糊之语，而是给出立场鲜明的评判，由此呈现给读者的，就不只是一种西方史学理论的学术发展史，而且是一篇思想明晰、未假颜色的判词。

 

　　历史学家应该是思想者

 

　　何兆武先生本人对于历史思想的见解如何呢？愚以为，不妨从如下一种逻辑结构来尝试理解。

 

　　首先，“枢纽”是何先生在1986年撰写的一篇论文，最初发表时题为《历史研究中的可能与现实》（载《史学理论》1988年第1期），此后收入文集时改题《可能性、现实性和历史构图》，英文版亦为Possibility，Actuality，and History-Picture（载英文杂志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22:4,1989）。此文以维特根斯坦式的哲学思辨形式展现其论证，文字极为简约，逻辑圆融，同时又机巧迭现，而内容几乎涉及了史学理论的所有重要问题。简言之，大意约为：历史世界大于历史事实的总和，故而，历史学的研究不仅要着眼于历史事实，还应该把眼界扩大到既成事实之外的一切可能性，而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要解释，为什么实现了的恰好是这样一种可能而不是另外一种可能。历史知识是历史学家所构造的一幅历史图像，而历史图像是将史实安排在一个概念结构之中，史实是原料，本身并不能提供概念结构。

 

　　其次，是何先生于1990—1995年发表的一组关于康德历史哲学的论文，包括《“普遍的历史观念”是如何可能的——评康德的历史哲学》《“普遍的历史观念”是怎样成为可能的——重评康德的历史哲学》《康德也懂历史吗——〈历史理性批判〉评介》《一个世界公民的历史哲学——读康德〈历史理性批判〉》《一条通向康德体系的新路——读〈论优美感与崇高感〉》。何先生对康德的推许，关系到他对于整个历史的分期结构的总的判断。简言之，传统的农业社会与近代社会是人类两大发展阶段，而近代社会的出现是近代思想（包括近代的科学）的产物，这在思想文化上是一场脱胎换骨的新生，康德之于这场思想运动而言，代表着最为典范的高度总结，因而，一部近代哲学史就是以康德思想为轴心而开展的历史。何先生这一组康德历史思想的批判文章，以康德的论说为质证的对象，详细解释近代以来的思想家们所确立的一种信念，即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人类理性自我解放、逐步走向自律的过程，以及在人类历史以及历史学之中所蕴含的若干条属于二律背反的特性。他以为，唯有康德给出了接近于他理想中的一种历史观念的论证，亦即历史既是合目的的（历史是人类自由意志的表现，创造历史的人也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是合规律的（就整体来看，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且服从于大自然的客观规律），二者统一于历史理性。在这种理性主义的一元论历史观之中，所包含的重要一点是对于人类文明必将不断进步的乐观期待。人性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综合体，但是相信人类有此智慧，可以通过规划自己的制度，超越狭隘与偏私，左右历史通向整体和谐的航程。

 

　　再次，是他在1996—1998年发表的一组论文，解说历史与历史学的两重性，包括如下三篇：《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历史两重性片论》《历史学两重性片论》。此处的解说，实质上是以上康德历史思想批判的另一种表达，简化掉了其中的复杂性，更接近于常识的论述方式。如果与1986年写作的《可能与现实》一文相对照，亦可发现，新的文章并未在基本立场上偏离原先的立论。简单说，就是每个历史学家在本质上都怀有自己的历史哲学，以此形成心目中的蓝图，史实是他依照蓝图来构筑成历史知识大厦的材料。他对于历史的理解，取决于他对人性的理解，其中既有经验的实际因素，也有非经验的超然因素，也就是说在于他自己的思想广度与深度。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在何先生看来，一个好的历史学家大致会具备如下两个特点：一是对生活的热爱，对有情人生深切的眷恋与介入；二是超脱于当下，关注与反思古往今来的人性的行程。这样的历史学家必然是像康德那样的世界公民。

 

　　自己的写作还算不上“内行”

 

　　何兆武先生曾在一篇短文中谈到，历史、历史学和史学史（或谓历史学本身的历史）三者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这也就是通常所谓“历史”的真正意涵。每一代的历史学家必然会不断更新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他深知，自己的历史思想有一定的出发点，也就有一定的局限。他自己是古典的（亦即17、18世纪）思想方式训练的产物，从少年时代起所学的就是欧氏几何、牛顿力学和纳氏文法，后来读理论著作，从笛卡尔到亚当·斯密的古典传统，都同样具有明晰易懂的优点。他以为，也正是因为这种思维方式使得他对近代的哲学与科学有所偏爱，却难于理解或接受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西方史学理论（他称之为现代化的思维方式）。

 

　　通常说，史学理论研究大致走过了三个阶段，即思辨的历史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以及叙事的历史哲学。其中，最近的一个阶段，一度习称为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哲学。何先生的理论研究重点在前两个阶段，他以为，二者并非替代、取舍、新旧的关系，而是各自见到真理的一面，所关切的侧重不同，各有其所见与所蔽。如果仔细追问的话，我想，很可能他会回答说，还是以康德为代表的思辨的历史哲学立论更为高远、通达。

 

　　余生也晚，进学迟钝，1994年由阅读罗素《西方哲学史》开始，始知何兆武先生之名，进而查阅了他的若干译作和论文，1996年入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读书，才有幸初见何先生，很快就感受到了学界师长们对何先生的敬重，普遍奉之为史学理论领域里权威级别的一流学者。因为受到何先生著译作品的吸引，我逐渐改变兴趣驳杂、信马由缰的状态，将注意力归拢到史学理论上来，以柯林武德为题，完成了硕士研究生的训练过程。此后服务于出版界多年，协助何先生整理文稿、处理出版事务的任务，自然就责无旁贷，藉此关系，得以有向何先生时相讨教的机会，对其作品也多次研读，相对较为熟悉。但是，如果要概括何先生对于历史思想的核心见解，顿感绠短汲深，能力有所不逮，但又不得不自曝其短了。

 

　　屡屡见何兆武先生在序或跋中感慨，自己一生无所成就，“暮年观道，日增惶悚”。起初感到惊讶：于我是高山仰止的巨人，何以自我评价如此之低呢？何先生说，报废的不是他一个，而是一代人。“我这一代人以及比我稍年轻的半代人，绝大多数属于打杂出身而且终生是在打杂，根本谈不到有什么自己的专业；所以就专业的成绩来说，我们这一代人的绝大多数既有愧于前人，也有愧于后代。”甚至于，他说，自己的写作还算不上“内行”：“学术思想对于我，始终只是一种外行观众的欣赏，而不是内行专家的演出。”阅读先生的作品日久，对其内心所追求的学术境界多一些理解，愚以为，这并非一般的谦辞，而是诚心实意的自我认识、自我批判。

 

　　大概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内在原因，何先生不愿为琐碎饤饾之学，所着眼者是历史思想的根本性问题，期望超越专业樊篱而加以普遍性的论述，而其参照系极高，以康德为师，与王浩为友，所以，对于自己的哲学思维所能达到的澄澈、系统的程度，要求也极高；另一方面是外在原因，他虽然在青年时代很早就确定了学术志向，但时代造化，终究未能在最好的时光全力以赴追求自己的事业，所获得的与所期待的，尚有很大的差距。生命是一场短暂的行旅。如果不能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好比出发时带着满满的计划与憧憬，却一路坎坷，错过了期待的风景，在将要抵达终点时，必然会深感遗憾。

 

　　　　　　　　　　　　《社会科学报》总第1768期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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