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1925-2008，美国著名人类学者）“区系论”的主要关注点在于探讨城市在国家空间结构形塑过程中的地位问题。施坚雅的区系理论对中国史和文化人类学研究均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其表现是与之对话的后续学术成果层出不穷，此不赘述。对施坚雅“区系论”一个最大的误解可能是，因其关于市场层级的“六边形模型”，而将其视为一种“经济理性最大化”假定。

 

　　施坚雅“市场区系论”的理论要点 

 

　　施坚雅的区系理论究竟是否是理性经济人假设模型和经济决定论，有待商榷。我们可以概括施坚雅“市场区系论”的三个理论要点，具体如下。

 

　　第一，基层市场是一个“市场社区”。他认为，“中国的市场体系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范围，而且有重要的社会范围”，因而“市场对于传统中国的社会一体化具有重大意义，它既与行政体系平行，又超出于后者之上，既加强了后者，又使后者得到补足”。作为市场体系集中体现的商人行为，既有对交易空间、运输成本的算计，这可以从清代各种“水路里程”等商用杂书得到体现，但这无法由理性经济人理论模式加以解释，施坚雅也绝无此意；他们也通过捐功名获得“绅商”身份，通过捐助地方的善举获得官府庇护，呈现出对国家权力的高度依附性，官府也通过厘金、捐输和商捐获得行政经费。施坚雅由此倡导一种基本共识，即“传统中国社会处于中间地位的社会结构，既是行政体系和市场体系这两个各具特色的等级体系的派生物，又纠缠在这两个体系之中”。在施坚雅看来，市镇社区这种中间社会结构，不仅连接行政官僚体系和市场体系，并纠缠于其中，还是一个文化载体，连接了雷德菲尔德所说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绅商从事地方善举，既彰显其“义行”的正统性，又在民间佛道互补观念中获得“福报”，从而“荫及子孙”。

 

　　第二，“区系论”是一种整体社会分析。施坚雅后来提出的“区系论”延续了其“市场社区论”的理论传统，成为一种对所谓“晚期中华帝国”秩序的社会分析，而不是以理性经济人为基本假设的经济分析。施坚雅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文版序言中开宗明义指出，“本书的贡献之一，在于它讨论了社会经济层级作为一种理论构架对于分析明清时期中国的社会进程、经济交流和文化变迁的重要意义。”将施坚雅“区系论”视为理性经济人理论模式，似乎是一种误解。就连施坚雅“区系论”所倚重的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论，也没有理性经济人假设。克里斯塔勒指出，即使是在欧洲也不存在什么纯粹的市场模型，而在亚洲国家，确定一个城市的区位时，安全方面的考虑仍处于支配地位。施坚雅将“中心地”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社会研究中，不会没有考虑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所引起的偏差，不会没有反思理性经济人假设在中国研究中的局限性。区系理论的学术旨趣不仅在于解释城镇设置的经济、地理要素，还企图将其解释力扩展到政治、思想和文化活动。

 

　　第三，“市镇管理是一个中间社会结构”。施坚雅将城市管理视为一种社会体系，在这样一种整体性的社会体系中，“一个特定城市内缙绅和商人的相对力量，以及他们希望在城市管理上进行合作的倾向，不仅是该城市中心地两个层次中地位的作用，而且也是该城市经济腹地与行政腹地之间配合程度的作用。同样地，城市管理中官僚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不是仅仅决定于行政级别，而是决定于商业腹地和行政区划的相互联系的整个结构”。“区系论”所强调的当时官府治所设置和贸易体系、赋税征收的关系，是当时官府在容许商人通过贸易逐利的同时，还通过贡赋制在总体上榨取农业剩余和商业获利。施坚雅在分析市场层级对于塑造传统社会区域体系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仍然强调传统社会城市设置中征税和军事防卫的战略意义。换言之，在施坚雅“区系论”中，占主导的还是当时征税和军事防卫为主的原则，市场恰恰为其提供了再分配资源。王铭铭以明清闽南“铺镜”这一区位分类体系为个案，呈现了复杂社会中行政空间与民间仪式地理之间、地方治理方式与草根文化之间的相互关联和互动。这一结论恰恰验证了施坚雅提出的市镇作为中间社会结构的观点。

 

　　由此可见，施坚雅的“市场区系论”不是西方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理性最大化”假定，传统中国的“市场体系”是一种包含政治、赋役、贸易和军事防卫等诸多要素的空间结构；一个“标准市场”就是一个市场社区；最关键的是，市镇还联结了官府的正式制度和民间社会体系，成为传统社会治理秩序的中介和枢纽。

 

　　区域发展模式体现出历史延续性 

 

　　我们由施坚雅的“市场区系论”反思区域发展模式就会获得诸多启迪。“温州模式”以个体和私营经济为主导，似乎更多的是温州人对市场和投资的灵敏反应，经济学家的观察往往没有文化和历史的视野。美国华裔人类学家杨美惠则从温州“礼仪经济”的活跃与扩张入手，揭示了附着于礼仪之上的政治经济关系学。礼仪经济贯穿于经济发展链条中的生产、分配和再分配环节，尤其是与消费相关的每一个层面，“如市场经济一样，礼仪经济也有真实的货币支出和劳工投入，但是与市场经济的不同之处在于，礼仪经济中鲜明的神圣和伦理维度大大淡化了后者的逐利逻辑”。

 

　　在费孝通论述的“苏南模式”中，城市工业、乡镇工业和农村副业浑然一体，有机地构成了一个区域经济系统。费孝通总结了以集体经济为主导的“苏南模式”，实际上关涉的不仅仅是城乡关系问题，更重要的是“离土不离乡”的社区发展问题。“苏南模式”反映了这一地区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历史过程，也是在农村地区率先开展工业化的历史。

 

　　历史学家科大卫在对珠江三角洲商业发展的研究中看到许多企业建立在家族和宗族的基础上，“为了强化商业合作、投资和资产控制，将血缘关系与商业运作机制结合起来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明清时期，没有任何组织会比家族或宗族更适于为商业企业提供制度性基础。家族与宗族之所以是最有效的经济组织方式，是因为其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不限于消费，还涉及生产和贸易。在“岭南模式”或“珠三角模式”中，宗族不仅是工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组织，还是市场一体化的跨区域关系网络。

 

　　每种区域发展模式的出现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会受到自身文化传统的熏染，体现出历史的延续性。从历史上看，这种区域经济发展一直是至少自宋代以降商业革命蓬勃兴旺的本土化过程。温州的礼仪经济与生产性经济相互嵌入，也反映了本土经济理性在宗教思想中的嵌入性，而这种传统可以追溯温州地方史，几个世纪之前，当时的商业经济已经非常繁荣。“苏南模式”是在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费孝通说“苏南这个地方在农村经济发展上自成一格”，其历史传统是城乡关系下的“农工相辅”以及商业市镇的崛起。自明清以来，苏南农村的市镇经济就比较发达。民国时期，发达的手工业又向现代工业进一步迈进，只是后来日本入侵摧毁了这一切。珠江三角洲的大规模开发始于明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商品化农业的发展以及由宗族组织的沙田围垦。所以，在一个区域之中，宗族会对某种商业经营形成非常有效的约束。

 

　　区域市场更是一种文化传统 

 

　　可见，区域市场发展都带有标志性文化符号。由此，对区域模式的探索就是要找寻区域市场与文化传统之间的联系。施坚雅的“市场区系论”就是把中国历史结构视为“一个由网络相连接的地方史和区域史所组成的层次结构，它们的作用范围体现在人类相互关系的空间形式之中”。这种视角促使我们要把“各个分离的事件与持久性活动的相应结构联系起来”，把“局部地方史与大型区域史联系起来”，把“微观考查和宏观透视结合在一起”加以研究。这种视角也启发我们，区域市场不仅是一种物理空间，更是一种文化传统。经济史学家李伯重以“江南经济奇迹”案例，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这里的土地孕育着经济发展所需的诸多条件，“为了正确认识今天的江南经济奇迹，就必须真正认识江南经济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历史基础”，而改革开放正是释放了区域社会所蕴藏着的能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改革政策那么快就被人们接受，为什么改革措施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就带来巨大成就。所以，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要有效地利用地域文化传统，激发区域社会里的内生性潜力。

 

　　我们应该寻找企业家精神的本土地方文化资源；不能仅仅将市镇视为商品贸易的场所，也应该看到在商业市镇传统中，会馆、行会、商会等商人团体对地方社会公共事业的投入与参与；不能仅仅将宗族或“宗亲会”作为招商引资的“招牌”，更应该充分发挥宗族关系和文化网络对于区域市场和地方社会发展的粘合剂作用。更具操作性的政策性建议可能在于，在民营企业制度建设、地方旅游资源规划、跨县域市场规划等方面，将商会、宗族等作为“文化粘合剂”，形成一种整体社会治理机制。由此，区域发展模式不仅是经济发展问题，更重要的还是地方社会治理问题。

 

　　《社会科学报》总第1777期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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