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研究的“桐城路径”
清朝是一个复杂的王朝，也是中国古典文学和文献的集大成时代，故而清代文学研究面临的挑战也超乎以往。新近出版的《清代文派与文体论丛》（徐雁平著，凤凰出版社，2021）从考察文派和省思文体两方面入手，在方法层面揭示了清代文学整体观照和有效对话的“桐城路径”。
考察文派省思文体
桐城派是清代乃至中国古代文学流派中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者。从戴名世、方苞等早期桐城派群体，到刘大櫆、姚鼐等人立派显学，再到曾国藩、吴汝纶等人恢弘旗帜，桐城派的前史、正传、余响与清王朝命运相始终。故以桐城派为研究对象，有助于把握清代文学发展的主潮，进而从整体观照有清一代文学发展脉络。近年来，桐城派研究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热门园地，这与桐城派自具的历史意味、文献底蕴和文学容量不无关系。
然自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桐城派研究已走过百年历程，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如何从中做出新意，接着前人成果再言说，并非一件轻松的事情。陈寅恪为陈垣《敦煌劫余录》所作序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桐城派研究欲取得新进展，必然有对新材料、新问题和新方法的自觉把握。作者敏锐发现，“桐城派诸家的批点、日记、书信是有待细读与整合研究的文献”。以日记为例，可资桐城派研究的日记有出自桐城派作家之手，有桐城派外文人记载的与桐城派有关的日记。对桐城派内外两类日记，他都有清晰解释。以北方桐城派重要作家贺葆真的日记为例，书中揭示了晚期桐城派北传中贺涛家族、徐世昌等人的重要影响。以桐城派外的“局外人”日记为线索，作者发现历史上“贬抑”桐城派的众声嗣响不断，从外围勾勒了桐城派声势的消长态势，也见出桐城派真正的优劣所在。
作者在书中指出，这类局外人日记中的桐城派记录是“偶然的机缘触发”，因而可视作外界对桐城派的真实反应。在他的考证下，我们渐渐看到，“天下文章皆出于桐城”的年代，文坛中仍有不服从及批判的声音发出。恢复这些派内派外的杂音，重现历史上关于桐城派争论的交响，有助于我们理解清末民初“桐城谬种”论调的早期渊源。
对于新材料的有意发掘，往往意味着新问题的提出。前述所言清代批评桐城派的“众声”、桐城派在北方的传衍、近代重要历史人物的幕府与桐城派的关系，触及桐城派发展壮大中的观念争论、地域传播、时势风会等命题，已构成近年桐城派研究的热点。这些问题前人并非全然没有触及，但本书大量运用日记、族谱等材料，使得这些问题脉络化，提供的解决方案也更为细致。在讨论桐城派的凝聚力和学术积淀时，通过梳理姚永概《慎宜轩日记》中过录批点和抄录的38种书籍，作者发现桐城派内部存在一个个“批点本内部流通的网络”，这一网络促进了派别内部的整合和文学传承。
桐城派是一个有着强大向心力的文学流派，却也能不断吸收新鲜血液，与时俱进。在讨论桐城派在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并未落伍时，作者利用曾国藩、贺葆真等人日记及张裕钊、吴汝纶等人书信，重新绘制了同光年间桐城派在保定莲池书院的传衍地图，从而细密论证了钱穆的命题——桐城文章中“尚有时世”。
清代地域文化研究的范本
在许多个清代文学研究个案和专题研究之后，作者于2019年审慎提出“桐城可以作为清代地域文化研究的范本”的重要命题。这一命题的对象是安徽桐城——桐城派的发源地和大本营，直指的是桐城派，并串联起清代文学研究三把钥匙（地域、科举与家族）。在作者看来，桐城派的根基在桐城，而桐城在清代文化版块中有其特殊性。桐城一地基于血缘、姻缘和学缘组成的细密关系网络，为桐城派文学、学术方面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注入了根本性的“基因”。桐城人善于经营这些细密关系网络，在文章中不断叙说这种关系，并在一种“文献至上主义”的热忱感召下，为桐城一地留下了丰沛的文献。桐城一地的文献氛围、关系经营，深刻地烙印在桐城派的血脉之中。桐城派在两百多年的发展壮大中，时空不断变化，人员多番更迭，却始终保持了文派的凝聚力和人文的接续力，不能不说，是桐城一地独特的文化品性熏陶的结果。作者作出的这一大判断，有助于宏观理解桐城派之所以绵延有清二百年，之所以为中国古代第一大文学流派，进而为研究桐城派乃至清代文学的本质问题指明了方向。
综上所述，作者对桐城派的研究显示了鲜明的方法自觉。其研究方法可粗略概括为：选取具有较长时段发展历史的文学现象或文献种类作为研究对象，着力思考文学发展的动力和环境，通过精细化阅读日记、书信、家集、族谱等边缘性质的材料，并将它们重新编织，最终回应清代文学研究的核心议题，提出全局性判断，不断开拓新的课题。这种以文献为根底，通过新文献不断拓展意义和边界的方法，是清代文学研究可师可法的较为稳妥的路径，不妨命名为清代文学研究的“桐城路径”，故该著是一部研究清代文学与文献的有益之书。
《社会科学报》总第1787期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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