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身体与技术在人工智能传播实践领域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关于身体与技术的关系的讨论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主体伦理的思考。“技术具身”观念无法解决身体缺席与人类主体性危机的矛盾，而“符号具身”不仅使得人工智能传播时代被媒介技术切割的身体主体具有复归的可能，还显现出浓厚人文主义关怀的主体伦理意蕴。

 

　　美国当代技术现象学的代表人物唐·伊德提出“技术具身”（technology embodiment）的概念，试图在人工智能传播时代解决身体与技术的冲突，使得两者完美融合在一起。然而，“技术具身”概念不仅面临来自理论和实践的质疑，而且会引发深层次的人类主体伦理风险，我们需要对这种伦理风险保持审慎的反思。而“符号具身”才是人工智能传播时代应当秉持的主体伦理建构的价值准则。

 

　　人工智能传播时代的技术与身体

 

　　哲学视野中的主体概念经历了从“意识主体”向“身体主体”的转向，与之相伴的是，身体重返传播研究领域。传播学研究者们注意到，技术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深入地嵌入到人类的身体中，以至于技术与身体的深度融合出现了具有后人类主义特质的“赛博格”主体。唐·伊德将这种身体与技术的融合称为“技术具身”，并将“身体”划分为两个部分，分别为“身体1”和“身体2”，“身体1”是现象学范畴中此在化的“活的身体”，“身体2”是被社会文化所建构的身体，类似于福柯所说的“权力身体”。“身体1”和“身体2”通过技术相连结生成一种具身体验。伊德认为，当今的人工智能传播技术不再单纯作为一种媒介工具被使用，在某种程度上，不仅媒介技术延伸了人的知觉和感官，而且人与媒介技术在使用场景中相互形塑。媒介技术的发展遵循着人的感知思维和习惯，在这个过程中，媒介技术又塑造了人对世界的感知。

 

　　伊德认为，技术的改造能够消弭技术与身体的冲突，技术对人的身体知觉的虚拟和仿真也能够生成一种具身体验。人与物被“集置”在技术“座架”中，不再有自然化的本真状态，而是经由虚拟数据生产的“计算物”，在媒介技术生成的虚拟现实中，人类物理的肉身被技术“订造”成为虚拟身体。伊德指出，正是这种虚拟身体充当了“活的身体”与“权力身体”、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和解的中介，尤其是在当今人工智能传播秩序的建构中，“技术—身体”完美融合而生成的“技术具身”，不仅在观念层面解决了长久以来困扰哲学家的人与技术之间的矛盾，使技术具有了伦理意蕴，而且在实践上通过人工智能和算法技术拓展了人的身体感知与行动能力，增强了人与技术的黏性关系。

 

　　“技术具身”的身体伦理风险

 

　　当人类的身体和知觉被纳入到人工智能传播实践的链条上，“技术具身”所表征的就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技术进步，它会逾越技术层面而上升为一种价值观和认识论，由此带来的深层次的伦理风险是，随着身体日益沉沦于技术的逻各斯，主体存在的意义世界被物化和数据化，人的主体性面临着意义根基的断裂和虚无。人工智能传播时代的主体性危机始于人类的身体不在场，媒介技术依托算法和数据将现代以来建构起来的身体主体进行了切割，正如基特勒表明的：“所谓的‘人’分裂成生理结构和信息技术。”当下的虚拟仿真和人工智能技术所建构起来的虚拟身体替代了物理的身体，人类具有鲜活感官和思维的身体被人工智能传播实践塑造成了虚拟的符号，物理身体的在场成为了过去式，转而以一种网络远程在场的方式生成了所谓的“技术具身”性。人工智能传播技术导致物理身体在场的缺席，意味着身体主体性遭到了解构。

 

　　在伊德对“技术具身”概念的阐释中，他是明确反对“主体性”这一概念的。他认为，主体性作为一种先验哲学，在技术现象学对身体经验的表达中已经显得过于陈旧和落伍，完全可以将其剔除。当这种被抽离了主体性而只剩下身体的“技术具身”概念成为人工智能传播实践的理论图式时，就意味着主体与身体的分离，身体纯粹成为了被技术所锚定的对象。这是一种被机器和技术物化、功能化的身体，正如海德格尔所批判的，人在现代社会的技术座架中被摆置、促逼而沦为技术的奴隶。人工智能传播技术基于“万物皆数”的哲学图式，通过数据和信息的精准匹配，试图让人类的生活世界具有条理性和秩序性。但是，人们在对技术的狂热追求和盲目信任中，再一次犯了相同的错误，即将机器和技术视作一种意识形态，将身体当成实践这种意识形态的工具或手段，“赛博格”有机体不仅替代了人的主体，而且实现了对身体的僭越。人工智能技术对身体的改造使得身体异化，所谓的仿真和虚拟身体实际上是一种“去身体化”，由此造成了主体和身体在生活世界中的双重缺席。

 

　　“符号具身”具有主体伦理意蕴

 

　　人工智能传播实践中的“技术具身”观念无法解决身体缺席与人类主体性危机的矛盾，因此，在人工智能传播时代，我们必须寻求一种人类主体伦理建构的有效路径，即“符号具身”，以此恢复被媒介技术编码的“活的身体”的符号意义感知能力。梅洛-庞蒂认为，意识主体概念的症结在于将身体看作灵魂纯粹的外壳，作为言语和表达的身体仅仅是思维或意识的符号。意义遮蔽了符号的存在，也就失去了主体存在的根基，这是因为，如果没有符号的活动和言语的表达，主体所谓的意义实体就会走向僵化封闭，最终走向消解。因此，梅洛-庞蒂重建身体主体的首要目的就是恢复身体符号感知世界并创造意义的能力，身体作为符号，必须通过具体的行动和表达才能够建构起与主体内部及其他主体之间的意义交流。因此，从符号学观点看，人类的主体性在本质上是“共在主体性”，身体符号的意义表达和具身行动是“共在主体性”的存在根基。

 

　　“符号具身”不仅使得人工智能传播时代被媒介技术切割的身体主体具有复归的可能，而且显现出浓厚人文主义关怀的主体伦理意蕴。人工智能传播所追求的“技术具身”观催生了人类想象美好未来的乐观主义情绪，然而，人工智能传播技术生成新的权力话语，将主体存在符号世界的意义抽离，使之变成纯粹的对象物，将身体虚拟化和数据化，并批量生产和复制所谓的“剩余快感”。事实上，在“技术具身”规训下的主体又重新退回到了那种追逐无尽个体欲望满足的封闭意识空间，由此丧失了以“他性”和“责任”为价值准则的伦理规约。而“符号具身”表达的是主体作为符号化存在，意识和思维必须落在符号域中，通过符号互动和交流生成“共在主体性”，正如索绪尔所表明的，符号不能脱离系统单独存在，人类主体作为符号表意结构与其他符号主体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结性，这意味着“他性意识”和“责任伦理”是任何符号主体在具身行动中都应秉持的价值准则。

 

　　“符号具身”的身体美学意蕴

 

　　“符号具身”坚持的是一种本体论和现象学意义上的“肉身”身体观，这是梅洛-庞蒂在其现象学身体观念中所阐释的一种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身体。身体不能被看作传统意识哲学中的客观对象，因为我们所知觉到的世界就居于肉身之中。身体意向性促成了符号和意义的结合，形成了一种身体间性，并由此构成了世界存在的根基，以及使得世界显现的意义之源，身体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和创造性的符号系统，通过具身化的行为使用符号，进行意义的表达和交流。“符号具身”所秉持的这种本体论身体观首先恢复了审美主体的知觉意向性，使得之前被意识遮蔽的身体被重新发现，并重建身体与自然相融共生的意义秩序。只有重新发现身体的本真性，那个“前文化”的身体才能开启审美知觉意向性的阀门。马克思说：“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只有返回到纯粹的肉身，审美主体的知觉意向性才具有创造符号意义的潜能，这种形式直观使审美具有形而上的普遍性。梅洛-庞蒂确立了肉身的意义本源性之后，进一步阐释了语言符号在联结身体与世界关系中的诗性功能，语言符号是身体创造意义的形式显现，语言符号系统凝聚了人在世界中的存在境遇，并向一种澄明状态展开，这是身体主体诗意的栖居和诗性的言说。

 

　　身体作为审美主体居于世界之中，不仅通过语言符号获得了一种诗性的表达，而且通过艺术创造达成了世界的复魅。在梅洛-庞蒂看来，科学和艺术是两种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科学将任何存在都看作一种把握的对象，身体也不例外，尤其是人工智能传播时代的“技术具身”将之演绎到极致并由此丧失掉身体的艺术审美创造性。因此，必须通过艺术让世界重新显现，而身体是与世界重新建立联系的意义本源。身体通过艺术审美创造的世界是一个可见的世界，这是一个通过艺术符号显现的世界，是一个由不同艺术符号构成的意义整体，充满了偶然性和含混不清，在身体与世界的交互中，其意义逐渐显现并趋向于一种澄明状态。这让我们再次想起当代许多哲学家论及的命题：技术宰制下，只有艺术才能实现人类主体最后的救赎。

 

　　　　　　　　　　　《社会科学报》总第1805期5版

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否则保留追究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