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精神—社会环环相扣的变动关系，是社会学研究聚焦的一个主题。异乡人的漂泊感与无根性或许可以为其相关现象的解释提供一个着力点。

 

　　“异乡人”成为一个社会学概念，首先归功于齐美尔。他试图通过异乡人群体身上的某些特点来解释现代人。在齐美尔的理解中，注重流动、迁徙的现代人也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异乡人，或者说，选择做异乡人是现代性的一种本质特性。齐美尔对于异乡人研究的贡献在于，他不仅为社会学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群体——流动的异乡人，而且指出这种异乡人群体的特殊性在于其距离的特殊性，以及这种距离带来的积极后果——客观和超然，距离的保持使异乡人似乎具有比本地人更具洞察力的优势地位。但齐美尔围绕着“距离”这一空间概念做文章，而没有突出异乡人的漂泊感与无根性，以及异乡人对于这种漂泊感与无根性的主体的、积极的取向，忽略了异乡人自己对距离的主体性理解及他们如何来表达这种距离。更进一步说，这种距离的主体性理解和表达可以成就一种有关社会的社会学认识。

 

　　个案研究法是质性研究取向的社会学者时有用到的一种颇具魅力的社会研究方法。从社会学的角度,笔者想到的是，对于物质—精神—社会环环相扣的变动关系的关注，漂泊感与无根性或许可以为相关现象的解释提供一个着力点。笔者认为，萨义德的案例可以为我们展开相关的讨论带来一些启发。

 

　　《东方学》中异乡人的无根感

 

　　萨义德出生于巴勒斯坦，生活、任教于美国，他始终徘徊于巴勒斯坦与美国的边缘，终身伴随着一种异乡人的无根的伤感。这深刻反映在《东方学》的写作中。从文本角度看，《东方学》有其关注视线的特点。萨义德明确表述为“我对权威（指东方学的专业权威——笔者注）的关注并不来自对隐含在东方学文本内部的东西的分析，而是来自对文本表面、对它所表现的东西的外在性的分析”。

 

　　《东方学》的前半部分（绪论、第一章、第二章）写得比后半部分（第三章）精彩，前半部分更注重对问题展开学理性、分析性的阐述。解读《东方学》，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在做文本分析的文本分析。《东方学》一书是建立在对东方学者（比如雷恩、赫南）的文本独特性之细读上的。所谓细读，表现为萨义德对于文本在表述些什么不是特别的在意，他更关注文本是如何表述的。

 

　　萨义德敏锐地指出，东方学是一门西方人根据自己的想象——但并非对东方的纯粹虚构或奇想——表述东方的学问。东方学所指称的“东方”，是一种被“东方化”的东西，“不仅因为它是被19世纪的欧洲大众以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方式下意识地认定为‘东方的’，而且因为它可以被制作成——也就是说，被驯化为——‘东方的’”。《东方学》的题引是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一句名言：“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马克思说的“他们”当然指的是无产阶级（法国农民），而萨义德用它指“东方”。东方无法表述自己，东方必须被西方表述。那是如何表述的呢？

 

　　从修辞学的角度而言，东方学绝对具有解剖学条分缕析的特征：使用东方学的词汇就是将东方的事物一一列举出来并且将其分割成易于处理的单元。

 

　　这种“解剖学条分缕析”般的例子在东方学中俯拾皆是。早期的东方学家安格迪尔完成了《阿维斯陀经》的翻译和《奥义书》的翻译，被认为是“在人类智慧的两个半球之间挖掘了一条隧道，修正并拓展了地中海盆地旧有的人文传统”。他的继承者威廉·琼斯则对安格迪尔所打开的东方“巨大画卷”进行了编码、归类和比较。

 

　　“戏剧性形式”的“橱窗”或“柜台”

 

　　编目式的名词罗列无疑带来了图表的效果。这种表述方式贯穿东方学，构成东方学文本表述最醒目的特点。重要的不是东方学的内涵，而是这些带来图表效果的名词的罗列。萨义德用“外在性”一词来概括。这是文本的表面。当然，外在性不停留在研究项目的罗列层面。萨义德是这样描写另一位重要的东方学家西尔维斯特·德·萨西的：

 

　　当1802年拿破仑委托法兰西研究院成立一个专门小组，对1789年以来法国科学艺术的发展进行总体截面式描述时，萨西入选其中：他是最严格的专门家和最具历史眼光的泛论家。从后来一般被人们称为“达西耶报告”的这一描述中，可以看出萨西对东方学研究的许多偏好与贡献。这一报告的标题——《法国学术之历史截面》——宣示着历史（相对于宗教）意识的产生。这一意识非常具有戏剧性：它认为可以对学术进行，比如说，戏剧场景式的描述，以使人们轻而易举地就能看到其发展的全景。达西耶在向国王提交的这份报告的序言中充分阐明了这一主题。……正是达西耶报告的整体话语使我们看到了历史截面描述这一戏剧性形式如何起着与现代百货商店的橱窗和柜台相类似的作用。

 

　　历史截面对理解东方学初始阶段的意义在于，它将东方学知识及其特征外化，同时还对东方学家与其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描述。

 

　　图表的形式的本质性特点在于，它不是时间性的，而是空间性的。东方学不是一个有前因后果的事件或故事，而是“戏剧性形式”的“橱窗”或“柜台”。

 

　　仔细阅读萨义德的《东方学》文本，可以注意到一个特点，虽然没有出现在书最后的“索引”中，但其实他大量使用了“戏剧”（“戏剧性”“戏剧化”）一词。笔者认为，这是理解《东方学》一书思想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词。此处的“戏剧”（“戏剧性”“戏剧化”）并非意指事情出乎意料，高潮迭起，夺人眼球，而是真的如舞台上的戏剧一样，在故事的展开之前，它首先是一门诉诸“视线”“视觉”的“看”的艺术。萨义德的文本通过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使用“戏剧”（“戏剧性”“戏剧化”）一词，反复地强调这一点。这也是一个诉诸视线、视觉的概念，用来凸显“外在性”意义的深远。

 

　　“表述的外在性”的写作风格

 

　　对于“外在性”的问题，萨义德很有自觉：

 

　　我对权威的关注并不来自对隐含的东方学文本内部的东西的关注，而是来自对文本表面、对它所表现的东西的外在性（exteriority）的分析。我认为对这一点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东方学乃建立在外在性的前提之上，也就是说，是东方学家——诗人或学者——使东方说话，对东方进行描述，为西方展现东方的神秘。

 

　　我对东方学文本的分析将重点放在这种作为表述的表述、而不是作为对东方的“自然”描写的表述上。……人们关注的是风格、修辞、置景、叙述技巧、历史社会背景，而不是表述的正确性，也不是其逼真性。表述的外在性总是为某种似是而非的真理所控制：如果东方能够表述自己，它一定会表述自己；既然它不能，就必须由别人担负起这一职责，为了西方，也为了可怜的东方。

 

　　萨义德是将表述的外在性问题与西方对于东方的建构问题关联在一起的。萨义德的分析焦点并非落脚在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的东方学是如何在“写实”（“正确性”“逼真性”）这一点上忠实或不忠实于东方的，而是关注东方学的“风格、修辞、置景、叙述技巧、历史社会背景”，换言之，乃东方学文本的表述风格。《东方学》一书的精彩之处在于，它深刻揭露了文化帝国主义式的“东方被东方化”的建构，具体是通过“表述的外在性”这样的机制（“表述技巧”）而得以成立的。而有关如何“具体”的问题，萨义德认识到，书面语从本质上讲只能是一种“间接的在场”，然而，间接的在场却要以“直接的在场”面孔示人，完成表述“真理”的重任。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排除”“移位”“多余（化）”，进而“编目编码”“图表（化）”“戏剧（化）”等使“可见”“可感”的效果得以成立的种种技巧，保证了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对于东方的宰制。

 

　　萨义德在强烈的流亡意识中度过一生，他的精神深处潜伏着只能用“拔根”“无根”等来表述的异乡人体验之巨大暗流，而这一暗流的汹涌澎湃成就了他敏感于，并刻意阐述“表述的外在性”的写作风格。在这种写作风格中，我们可以看到“物质—精神—社会”之间紧密的变动关系。从这一角度说，异乡人的无根体验或许可以构成“侨易现象”的理解中的一个关键词，值得去做进一步的、更为原理性的思考。

 

　　　　　　　　　《社会科学报》总第1807期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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