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是近年来的理论热点与现实焦点。平台化趋势显现了当代社会的结构性调整与自我优化，它重塑了资方与劳方、生产者与消费者、用户与商家之间的关系，是在大数据、智能算法与信息系统的技术支撑下对社会资源、生产要素与市场主体的组织创新与有机重构。但它无法克服资本与文明之间的内在紧张，资本的文明向度终究表现为文明的资本限度。

 

　　“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是近年来的理论热点与现实焦点。2016年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平台资本主义》，正式宣告这一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刻画与时代反思。与此同时，围绕着平台社会、平台经济、数字资本主义、共享资本主义、平台帝国主义的讨论愈加热烈，有力确证了当代社会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已进入“平台资本主义”的时代境遇，既享受到平台社会所带来的“数字红利”，也要承受智能平台制造的“数字鸿沟”。“平台”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有机性社会组织，平台和个体的关联，宛如教会和信众、企业和雇员、学校和教师、公民和国家，构成个体生活的现实基底与社会交往的公共空间。社会进化到平台形态，缘于平台能更有效地统筹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力量而实现更好的社会效益。

 

　　“平台资本主义”的多元面向

 

　　平台化趋势显现了当代社会的结构性调整与自我优化，它重塑了资方与劳方、生产者与消费者、用户与商家之间的关系，是在大数据、智能算法与信息系统的技术支撑下对社会资源、生产要素与市场主体的组织创新与有机重构。但平台组织的发育与成熟亟待理性的审视与规范，诸如“骑手困境”“大数据杀熟”“零工剥削”等现象说明由资本驱动的平台革命蕴含着平台式剥削的风险。反观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产消劳动、共享经济、数字零工等构成了发达而繁荣的平台盛景，在一定意义上可称平台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最新出场与金融资本的当前形态。

 

　　“平台资本主义”展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特征与多元面向，它是聚合海量数据资源、一流算法机制与智能运行系统的公共平台，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数据—流量”的生成逻辑是平台生产的现实基础。“数据”是平台的生产资料，它与平台的关系类似于原油与炼油厂的关系。数据生产资料化是平台运转的前提、基础，商品化的数据能创造吸引注意力与关注度的流量，只有能带来流量的数据才能变现为可以交换的价值。二是“生产—消费”的行动路径构成了平台的主体特征。活跃于数字平台上的用户拥有双重身份，作为消费者进行网上冲浪、数据浏览、在线社交与购物消费等，同时他又在平台上生产数据、生成内容、产生流量与制造收益等，这一既是劳动者又是消费者的双重身份被称为“产-消者”。它最早是阿尔文·托夫勒在其名著《第三次浪潮》中所提出，预测了未来社会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生产与消费双重并立的角色造就了劳动者自主工作、自我管理、成果共享的自治模式。三是“开放—自主”的准入机制是平台的人力资源优势。平台构架了一个开放多元、灵活宽松的就业体系，由于入职门槛较低、劳动时间自由、劳动形式灵活，吸引了大量自由劳动者、青年蓝领、家庭妇女参加。平台提供了大量24小时的全天候岗位，劳动者可自主决定是否上线，自由决定工作时长，自主选择劳动场景，诸如Uber、滴滴的司机或者美团、饿了么的骑手可以自愿接单、灵活选择。四是“虚实交融”的经营方式是平台运营的组织特色。当代平台资本深度嵌入了数字劳动与智能系统，借助大数据与流量进行商品营销，利用网络平台统筹生产运营，与传统产业、实体经济形成本质差异。但它又不是纯粹的虚拟经济，从平台基础设施与信息环境、从实物商品到感性劳动等，都是客观的现实活动，平台经济实质是线上线下联动、网内网外互动、虚体实体交融的资源配置方式。五是“共享—自治”的共同体理念是平台发展的文化特色。平台经济超越传统运作模式而生成为新经济模式、新增长极点，既与其能凝聚资源、吸纳资本、提升效率与增进效益的功能有关，也离不开平台所建构的共享模式与自治氛围。简言之，平台所宣扬的劳动者共同分享劳动成果、共同参与平台生产、共同管理平台运营、“共享—自治”的理念激活了平台参与者主体性意识与共同体精神，进而促进了平台的快速成长。

 

　　文明的资本限度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资本的文明面穿行于资本演进的历史长河之中，平台资本主义正是资本文明面的具体形态，它以自身的成就与意义确证了平台化是资本发展的必然环节与具体阶段。但它也无法克服资本与文明之间的内在紧张，资本的文明向度终究表现为文明的资本限度。平台资本主义既充分展现自身的创造性、开放性与自主性，也体现了资本的自我困境与平台的深层悖论，具体如下。

 

　　第一，数字劳动支配之下的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冲突。平台将效率优先奉为圭臬，主张以最优的时间成本实现最佳的效益回报，为此需要重塑劳动时间的分配方式。一方面数字平台雇佣了大量“数字零工”，他们能自由选择工作时间、自主切换工作场景，利用自己的碎片化、零散化的时间劳动而获取收益，特别是对于自由劳动者、底层无业者、家庭妇女等而言提供了自由灵活的就业形式。在平台就业的数字工程师、软件设计者以及管理人员也都能以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办公，契合了追求个体解放与劳动自由的美好愿景。另一方面，数字劳动利用智能系统来调配劳动者的时间，劳动者被置于全时空待命状态之下而被迫变相延长劳动时间与提升劳动强度，原初设想的自由闲暇时间被隐秘地替换为劳动时间。智能系统从时间长度、劳动强度等方面变相剥削了劳动者却未付出相应报酬，如“受限于算法困境中的骑手”等案例说明了数字劳动并未真正延长自由时间，相反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第二，资本逻辑支配之下平台兴起的盛景与劳动深度异化的矛盾。平台资本崛起的重要原因在于它能获得更高的超额利润，是当前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最佳形态，为此平台资本铺设了大数据库、智能系统与算法软件，实现了利润的倍增效应。在美国市场上，微软、谷歌、亚马逊等超级平台长期保持高速增长，即使在遭遇金融危机、新冠疫情之际，其他行业增长乏力甚至负增长，超级平台仍能逆势飞扬实现两位数增长，平台的利润回报率与资本积累率均超过平均水平。与行业繁荣相关联的是平台从业者薪资水平超过其他行业而稳步上涨，行业“钱”景光明而使得求职者趋之若鹜、投资者蜂拥而至。但平台经济的盛景既不能突破资本的内在限度，也无法掩盖资本的剥削本性，劳动者受到了更为隐匿、更加深刻的剥削。劳动者长期依附于平台而被平台所异化，离开平台之后再无新的生存技能；数字劳工深陷于智能系统的算法陷阱之中而丧失了原先被承诺的自我抉择、自由安排的劳动权利，算法陷阱同时劫持了数字用户与数字劳工。平台资本化模式陷入“循环怪圈”：平台规模越大，平台利润越高，其垄断性程度越高而社会控制力越强，劳动者愈加依附于平台，其他产业利润就愈加向平台转移而面临自身失血，劳动者失去与平台博弈的资本而被迫接受平台的剥削，消费者也失去与平台议价的能力而被迫付出高昂的成本，极端后果是整个社会被超级平台所劫持而异化。

 

　　第三，平台资本所宣称的“平等共治”与数字平台所制造的“数字鸿沟”形成鲜明反差。数字平等是平台主义最引以为傲的口号，它宣称利用区块链、大数据、智能系统与先进算法等新技术消解或克服了传统社会中基于种族、性别、肤色、财富、家庭等先天的自然性差异与后天的社会性差异，数字平台构建了一个自由劳动、平等参与、民主治理与全体分享的数字共同体。但它不过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虚幻的共同体”，所谓“平等共治”亦是被营造的“参与的幻觉”，深度依附于平台的数字零工不过是资本王国中的数字蚂蚁。数字社会是一个以数字化平等为外在表象而实质上等级更为森严、贫富分化更为严重的市民社会，它依据对大数据、算法与算力等数字资源的占有程度而形成数字差异。超级平台垄断了数字资源，从而掌控了数字世界的话语权力，进而辐射到其他领域而形成资源的虹吸效应，非数字世界与数字世界的差异日益扩大，数字劳工与高管阶层、平台股东、资方代表之间的差异更为深刻。在数字平等的蛊惑下，平台资本主义的“马太效应”更加显著，数字剥削的程度更为深刻，数字穷人的数量日益增加，数字沙漠之地产生了数字赤贫，这是以隐匿的方式加深了财富分化、阶层分离、社会分裂，这正是平台资本主义所内含的自我危机。

 

　　第四，平台资本主义构筑的全球价值链内蕴了资本的全球布展与超级剥削。平台是资本主义进行弹性调整的时空场所，国内市场的局限性决定了资本必然要进行全球性扩张，目的是继续获取超额利润与统摄全球价值链。跨国超级平台聚合了世界市场、生产要素、供应网络与需求信息而形成全球价值链，通过运用智能算法高效地融合了供需信息而实现生产效率最优化。跨国超级平台虽不直接雇佣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却能凭借在技术、资金与产业上的优势而居于价值链上游，尤其是利用了发展中国家低廉的人工成本进行“全球劳工套利”（Global Labor Arbitrage）。如在孟买生产的服装、在墨西哥组装的汽车、在南美种植的咖啡、在亚洲组装的iPhone、在非洲开采的贵金属矿石等，都既是全球分工与有机协作的产物，又是资本扩张与超级剥削的典型样态。平台资本主义将全球殖民延展到更为宽泛的时空领域，这既体现了资本逻辑的超强支配力与增殖欲望，也是资本推进的扩张新路径与殖民新叙事。

 

　　合理挖掘平台所蕴含的文明面向

 

　　虽然平台资本主义展现了资本的内在本性与危机命运，但这是平台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运用的负面后果，辩证审视与合理挖掘平台所蕴含的文明面向与积极意义是亟待研究的课题。平台经济是当代中国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数字经济的高创新性、广覆盖性与强渗透性，是改造升级传统产业与创新经济发展路径的强大支点，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关键。平台经济有效贯通了国民经济循环的各环节，突破时空限制与延伸产业链条，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体系建立。平台经济有效提升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优化了生产要素的流通环节，吸纳了劳动力就业，并丰富和便利了人民的生活。

 

　　平台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问题也不少，有的平台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进行不正当竞争；有的平台企业泄露个人隐私与误导消费者；有的平台企业涉嫌逃税漏税、回避监管；更有大量平台陷入路径依赖，存在科研投入不足、科技创新能力匮乏的短板。当前国家平台治理的基本原则是“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促进平台经济构建有活力、有创新力的制度环境，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引导发展与规范治理将是未来中国平台经济发展的两大原则。

 

　　　　　　　　　　　　　　　　　　　《社会科学报》总第1808期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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