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代十国吴越国开国国王钱镠诞辰1170周年。其在位41年期间，采用“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策略，使吴越国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成就卓著。其孙钱俶“遵从祖训”，于公元978年献土，完成国家南部统一大业，获得了历代的褒扬。虽然千年来时有“惋惜”之言，但是从最后结果来看，“纳土归宋”这一决策堪称大智慧，和平与合作的收益远远大于割据与分裂的成本。

 

　　两个“统一”的认知 

 

　　唐天佑四年（907），朱全忠灭唐。彼时一心忠于唐室的钱镠，一方面不得不应付身边吴国的侵扰，另一方面不得不在“善事中国”旗帜下委曲求全接受册封。虽然做了点自定年号等小动作，但是在临终前，钱镠仍然留下了“凡中国之君，宜善事之”和“如遇真君主，宜速归附”的遗言，告知他的接班人，当“真君主”出现、统一势头不可挡时，就应迅速归顺。

 

　　其子钱元瓘于后唐长兴三年（932）继位后，立即改用中原年号、事贡、接受册封等，与中原王朝达成远交近攻的默契，打消身边南吴、南唐的觊觎，维护一方平安。其继任三子皆从之。在吴越国看来，“善事中国”下的“统一”是尊崇中原王朝、合作而不对抗，同时能保持自己偏安一隅。在北宋建国后，为避赵匡胤父亲之讳，钱弘俶还特意取消了名字中间的“弘”字，改名钱俶。但是，这种“统一”认知与周世宗和宋太祖的有本质差异，他们要的是恢复到唐代的“天下大同”。因此，钱俶被定义为实现国家统一的力量，与分裂势力作斗争的工具，两次“诏令”钱俶从东面助攻。

 

　　当共同的敌人南唐被灭后，两个“统一”的认知出现了冲突。钱俶的目标是维持“统一”框架内的“独立自主”，可以保留军队，并试图通过倾国事贡的方式来讨北宋的欢喜。宋太祖看到贡品却说：“此吾帑中物尔，何用献为！”看来，两种认知的矛盾迟早要爆发。

 

　　偏安一隅的成本 

 

　　宋太祖死后，宋太宗即位，钱俶明显感到生存空间被收紧，但他仍心存侥幸，设法以巨额事贡来讨好，仅《宋史》记载的就有10次左右。另外，钱俶的11万名常备军开支也是刚性的。这些军队属于募兵制，5户1兵虽然是五代常例，也基本到了极限。如果因战争再需增加兵员，财力、物力和人力都难以支撑。

 

　　巨额成本印证了正史和野史笔记中的吴越国重赋之说。《十国春秋》指出，“吴越以一隅捍四方，费用无艺，其田赋市租山林川泽之税，悉加故额数倍”。也导致官员在征税手段上的残酷。《新五代史》记载：“自镠世常重敛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鸡鱼卵鷇，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责其负，则诸案史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负，唱其多少，量为笞数，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犹积数十，多者至笞百余，人尤不胜其苦。”欧阳修把酷吏暴敛归结到前期钱镠以及王室奢僭上应是夸大其词，酷吏暴敛在吴越国后期应该不是普遍现象。

 

　　而大宋这边成本支出也不小。“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南方仅剩下吴越一国尚未统一，虽然钱俶表面上非常顺服，但是其手握的11万名带甲士兵，需要维持相应军队随时戒备。一方面，如果南方统一完成，宋朝完全可以将军队全部调到北方，加快统一北汉，进而向大辽（契丹）收复更多失地。另一方面，如果钱俶不能和平归顺，再进行一场战争的话，不仅吴越国生灵涂炭，两败俱伤，杭州也可能再次落得金陵一样的命运，遭遇围困，成为一座废城，百年不得重生。

 

　　和平统一的收益 

 

　　宋太宗没有给钱俶留太多的时间。太平兴国三年（978）三四月，钱俶到达开封不久，就被施展种种手段，逼其“主动”献土。钱俶思虑再三，既要遵从祖训，又要让吴越百姓“免于燐青骨白之苦”，最终于五月初一上表献出两浙之地，计13州1郡，86县，550680户，115036名士兵。这一大智慧的决定，实现了四赢：

 

　　第一，避免兵戎相见，有利于发展经济。一是减少双方的军事开支，降低了百姓负担。宋朝不需要在国内维持驻军防范，两浙老百姓也不必承担如此高的养兵成本。二是实现要素和商品全国范围内的流动，强化全国经济中心的南移，使得杭州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功能进一步强化并能够向全国辐射。三是趋同经济政策降低交易成本。吴越国老百姓税赋明显减轻，包括免身丁钱，把田税从亩均三斗降为一斗等。四是保留原吴越国一些好政策、好做法。包括维护太湖圩田撩浅军体制得以因袭，杭州城市的商品经济继续繁荣，吴越国与海外经济文化交流没有中断。

 

　　第二，让老百姓更加安居乐业。钱俶审时度势主动献土，让宋朝的政权合法性和影响力在世人面前得到了极大提升。宋太宗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在纳土过程中，有时间充分照顾各方的利益，包括减税、大赦、赏赐、荫封等，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使之在心理上能更快地接受并融入新朝。纳土归宋80年后，欧阳修作《有美堂记》，记述了和平和战争的区别：“金陵以后服见诛，今其江山虽在，而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怆。独钱塘，自五代始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

 

　　第三，钱家用空间换取了发展的时间。纳土后，钱家用吴越国的空间为自己一族的发展扩大了空间，争取了时间。纳土第二天，宋太宗升扬州为“淮海国”，将钱俶改封为淮海国王，对钱家“畴其爵邑，施及子孙”，“拜官者二千五百人”，不愿任职的也都获得厚赏。钱家借赵宋势力将其发展空间从吴越14州扩展到大宋的300多个州，发展时间又延续了上千年。吴越钱氏王族没有遭受通常改朝换代时国破家亡、惨遭杀戮的厄运。

 

　　第四，赵钱合作对后世有启发价值。纳土归宋是钱家赵家通力合作的结果，创造了中国统一史上少有的和平共赢的范例。这个伟大的创举不仅在两宋，在明朝和清朝仍有积极的影响力。据《台湾姓氏源流》记载，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台湾高山族土著七姓中有一支因忠于朝廷，有功于国家，被乾隆帝赐姓为“钱”。

 

　　钱俶在关键时刻纳土归宋，开创了和平统一的典范，打造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人间福地，奠定了今天长三角富甲一方的基础。钱俶的大智慧决定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用“居功至伟”来定性，可谓毫不夸张。

 

　　　　《社会科学报》总第1819期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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