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所能给予我们的不如说是应对历史偶然性的智慧，此种智慧必然是“一家”之智慧。

 

 

　　王家范先生所著《中国历史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堪称总结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得失的一家之言。全书主体部分先以专题形式述自家见识，再以评论形式总结前贤得失。其中，专题论述突出纵横交错的特点，既有以时段为纲目的历史分期及其分析，又有以特定的横断面考索中国历史演进的尝试。而后一部分的评论则汪洋恣肆，酣畅淋漓地回顾并致敬了对先生的思考有所启迪和导引的史学前辈，借他们迥异的风格与人格展现“通人”千面。《通论》以论通表明先生理想中的史学是一整体性的“通”业，不仅能“通古今之变”，还可“通天下之志”。

 

　　“通古今之变” 

 

　　先生征引的论“通”洞见中，尤堪注意者有二，其一是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格言；其二则是章学诚“绝地天通”“通天下之志”诸说。“治史之‘通’，古有二义。一为‘绝地天通’的‘通’，史学源于神学，后来便演化为‘天人之辨’。”（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增订版），三联书店，2019年，第3页）章氏的“绝地天通”与荀子“明天人之分”相贯，强调人的有限性。个体与天之间没有任何本然、直接的连续关系，人也不可能直达天道，而须站在有限者的立场去思考自己同世界、同“天”的关系。有见于此，家范先生引“绝地天通”说明史学源自并脱离神学，进而引“通天下之志”指出“史学降为人学”（《通论》，第3页）——天人本不通，而“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第377页）。历史书写需求“通”，后者可寓于任意有限者的任意专门之业，自身显现为一种方法。此方法被家范先生十字打开，即所谓“横通”与“纵通”。

 

　　家范先生认为：“通史的‘通’为综合性的‘纵’通，每一专门领域也有一个‘通’的问题，则可称之‘横通’。今之专史、断代史都可属于横通。”（《通论》，第7页）一方面，“纵通”须有“横通”滋养；另一方面，只要对历史对象有着价值层面的体认，兼以研究中体察当下与未来的实践智慧，再精细的学问都不妨碍“通”的开展和“通人”的养成。在通史层面，张荫麟强调“对文化价值无深刻的认识的人”“‘知古而不知今’的人”不能写通史（张荫麟：《中国史纲》，中华书局，2019年，第3—7页），是因为“今”是个无限开放的领域，在历史撰述中指向主体自身的关切与学养，也显出通史写作不可避免的限度：“无论对于任何时代，没一部中国通史能说最后的话。”（《中国史纲》，第7页）“通”在此显出两重开放性：其一，“通”学所资之“横”不可能包罗一切历史真相，从而“横通”是一无限的事业；其二，以“纵”观之，“通”之主体永远面临着开放的境况，“通”本身也是面向未来的实践活动，其对象的意义与价值不可能封闭。“纵”与“横”即是上述撰述实践中资辅涵摄的内在结构。

 

　　“通天下之志”

 

　　家范先生于“纵通”“横通”之后详论“独裁”或通史撰述之“思想”。后者不同于“理论”，它要求的不是归纳层面，而是解释层面的具体的普遍性，落实到通史的领域，则表现为“气脉”：“通史的意境，全在通古今之变，历史由此才重显出它的节律脉动，是一个活泼泼的跳动着的‘集体生命体’，有它特殊的生命历程和内在的新陈代谢机制。”（《通论》，第10—11页）说到底，“气脉”并不属于本然的历史，而属于作为历史实践者与史料发生关系的史家所书写的历史。作为史家的“精神劳动”，通史及其记录的一切都打上史家的烙印。虽不能垄断对史事意义与价值的评断，通史如何彰显历史之内在生命与脉动，其要全在著者如何通古今之变。家范先生将善于给出一贯精神者称作“写意”；善于发掘并组织历史实相者为“写实”（境）。“我以为，从高处说，能凸显其意境者方谓之‘通’”（《通论》，第375页），“通史”的化境即意与境、精神与体系的浑融无间。

 

　　一方面，“通变”具体而开放，“通人”对于历史客体的分析往往展现出层次丰富的关切、禀赋乃至德性，这对于“通古今之变”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它们都是历史认识主体之所资，并促其成长。学问自身成为心性的培育。深于“通”者，不惟通古今之变，更可以其史家之心“通天下之志”。是为章学诚论“通”第二义。

 

　　无论如何，“通人”并不全知。“通”所能给予我们的不如说是应对历史偶然性的智慧，此种智慧必然是“一家”之智慧。所谓偶然性不仅在于史家自身及其文化与国族面对的无限未来，也在于历史事件的无限意义与价值；在于已经被其撰述的人，也在于即将读其撰述的人。“如同海上吹来的风从他的旧衣服里穿过，成千上万人从他的身体里穿过”（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著，段映虹译：《苦炼》，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176页）；史家之通天下志，大约也即是以一家之言通达已屈或将申的灵魂。

 

　　作为有限者面对偶然性的壮举，为“通”之路可谓百死千难。家范先生曾引福柯文段似可作结：“人类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带有千条支流的水道，带有万条航道的大海，交给了处在一切事物之中的伟大的不确定性……他将去的地方是未知的——可他一旦上了岸，那地方其实就是他的故乡。”（《通论》，第307页）

 

　　　《社会科学报》总第1821期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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