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游民对“地方”的再造，可以被视作利用媒介化和流动性的有利条件，积极介入两种空间的交融，从而为自己和群体营造一个更为善好的生活世界。这种个体自发的选择是否具有更大的社会潜能，又如何转化为有益的社会行动？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蕴含在中国数字游民所面对的时代契机——城乡统筹发展与乡村振兴事业之中。

 

　　数字游牧（digitalnomadism）是一个舶来词汇，用于指称一种依托数字经济而脱离了公司制的就业及劳动组织方式。作为一种反传统的工作-生活方式，数字游牧在国内外都是一种小众的选择。近年来，伴随着关于内容创业和Web3.0的讨论，加之新冠疫情的连锁反应等多种契机的共同作用，数字游牧和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开始在知乎、一条、小红书、小宇宙等平台上频繁出现，逐渐为更多大众所知晓。

 

　　数字游民备受艳羡的“光环”是他们不用坐班的工作方式和高度自由的生活状态。然而无论是地理套利还是汇率套利，这种全球移动生活所依托的机制都是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信息资本的全球流动。尽管数字游牧与远程办公、移动办公或者自由职业有着形式上的诸多共性，但倘若将数字游牧归类为一种新型的“技术中介的线上工作”或“不受地点局限的工作”，这种描述性的界定就忽视了其深层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一些海外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的研究批判了关于数字游民流行话语中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揭示了浪漫光环之下的结构不公和种族歧视。

 

　　比较不同立场的研究可知，数字游牧/游民的特殊属性就内含在其与数字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零工经济、灵活就业等经济模式的关联之中。只有把握从Web2.0向Web3.0过渡阶段中全球数字经济的嬗变，才能更深刻地诠释数字游牧这一工作-生活方式的特征及其演变，通过观察这个活跃的指标性群体，我们可以描摹中国数字经济在后疫情时代的空间表征，进而思考社会经济和文化治理的宏观问题。

 

　　数字游民的差异性与复杂性

 

　　“数字时代的波西米亚人”是媒体在描述数字游民时常用的一个比喻。如果从两个指标——对数字技术的依赖度与物理空间的关联度——来考察数字游民的流动性，可以发现该群体内部有着较大差异。而参考国内外的数字游民访谈材料可知，在普遍的流动性偏好背后其实隐藏了复杂的认知和动机。

 

　　首先，大部分数字游民仍符合理查德·佛罗里达（2002）在本世纪初所描绘的创意阶层（the creative class）的画像。今天，借助互联网和数字经济之便实现全球流动和地理套利的数字游民，大都是语言教学、文案、设计、编程等内容生产者。与想象中的四海为家相反，这类数字游民对工作-生活地点极为挑剔，需要满足数字基础设施、安全、交通、气候及人文环境等多方面的要求。Caleece Nash等人的研究表明，数字游民并非游于“任何地方（anywhere）”，物理空间的特征对数字游民的工作具有重要形塑作用。其次，数字游民中还有一个正在壮大的群体——加密经济的数字游民（crypto nomads）。他们利用区块链技术开展去中心化的经济活动，意图颠覆传统创意阶层所依赖的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机构设置和文化体系，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创作者经济和Web3.0生态。加密经济的数字游民一方面可以实现完全无地方（placeless）的任意流动，但另一方面又比前一类群体更深度、更绝对地依赖于数字技术及其基础设施。

 

　　除了上述的差异性，数字游民在个人生涯规划上表现出的自由和流动偏好实际包含了工作选择与个人身份建构之间的复杂权衡。第一是自由冒险和风险应对之间的矛盾。数字游民必须自行承担许多社会机构的功能，随时应对收入、福利、家庭等多方面的危机。第二是不断流动与渴望扎根之间的冲突。Vincenzo Luis等学者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指出，对于很多数字游民而言，游牧是一种阈限状态（liminal condition），是生成新社会身份前的准备和过渡。在我国，一些数字游民通过精心选择地点和社区营造，在大理（Dali Hub）、安吉（Digital Nomad Anji, DNA）等地建立了数字游民聚集区，并成功吸引了更多游民和资本的流入。这些在地社区得到乡村振兴和乡村创业等利好政策的支持，而他们所打造的融入社区的生活方式也对陷入内卷的一、二线城市青年构成了较大的吸引力。一些海外研究者也在美国纽约、湾区青年人中兴起的共居生活模式中发现了类似的社会心理机制，并且将其概括为动荡形势下家庭文化的复兴。

 

　　今天，已经有许多中国青年人意识到，依托网络平台及数字经济，四海为家和田园生活有可能兼得。那么，他们在就业选择和生涯规划时针对流动与扎根的权衡会呈现出哪些新的特征，又会在各自不同的条件下表现出怎样的差异？由此着眼，考察媒介化时代数字游民如何再造“地方”这一问题，就能超越对现象的研究，而关联到青年就业、基层治理与城乡统筹发展等重大议题。

 

　　信息时代的“空间-地方”问题

 

　　数字游民的差异性和复杂性说明流动是相对的、策略性的。尤其在中国国情下考察数字游民的特征和影响，更应超越“游”的层面，关注他们运用数字媒介和互联网思维所开展的在地的空间生产实践。二百余年来，工业化的演进与人地关系的变迁紧密交织。当全球化和数字化为人地关系彻底解绑时，数字游民在地的空间实践似乎预示着某种新的转折。

 

　　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是这样理解空间和地方的：“他的身体，被他的感官与环境联系在一起，成为地方；他的思想，从这种感官联系中解放出来，成为空间。”从人本主义的眼光来看，人的漫游或被缚不仅是外在社会结构的作用，更是内含于人类存在本质的重与轻的辩证关系之中：地方的权力一度决定了人的生计与生存之重，相应的人对地方的依恋（topophilia）或恐惧（topophobia）则影响了个体和人群的品格与情感性世界观的生成。然而与远洋航行或电报相比，互联网的重构作用是更为深刻和普遍的，它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所界定的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的出现

 

　　流动空间即供信息流动的传播空间，可以是虚拟的、无地方或超地方空间。如果说段义孚所观察的人的流动性反映了时空关系的现代性重构，那么卡斯特尔揭示的空间的流动性则标志着社会的经济、政治及象征结构经过媒介技术重组，转变为了变化的、流动的结构关系。他的这一洞见呼应了社会学者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对流动现代性的思考。但卡斯特尔与思辨型学者不同，他的研究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对自下而上的自组织运动尤为关注。在针对网络社会的研究中，卡斯特尔发现一般用户很快学会了在流动空间中开展和组织自己的生活事务及社交行为。换言之，信息传播的流动空间与人类生存的属地空间（space of places）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而互相嵌入；信息资本的主导所造成的流动空间对属地空间的压制并不是绝对的，因为事实上，两个空间内部都同时存在着压制与对抗的力量关系。

 

　　倘若我们运用卡斯特尔的流动空间及网络社会理论，回应段义孚提出的“恋地-恐地” 关系问题，就可以得出一个着眼信息时代的微观现实层面的解答：当代人必须同时在属地空间和流动空间之中建构自主结构及对抗性力量，从而为已经沉浸于流动空间中的物理场所重新赋予意义，恢复所在社群的地方性，因应信息时代的全球逻辑。这就需要通过一系列的事件、组织和空间设计，激活诸多自下而上的生发过程，由此让独立的社群找到表达其社会历史特性和身份的声音。

 

　　作为地方资源的数字游民

 

　　从上述理论的辨析可知，信息时代的“空间-地方”问题实质上可以归结为“如何再造‘地方’”的问题。而这个“地方”并不是现代主义者心中的世外桃源，也不是《骇客帝国》等科幻想象中的异托邦，而是普通人的生活世界，是流动空间与属地空间的交融。因此，数字游民对“地方”的再造，可以被视作利用媒介化和流动性的有利条件，积极介入两种空间的交融，从而为自己和群体营造一个更为善好的生活世界。这种个体自发的选择，是否具有更大的社会潜能，又如何转化为有益的社会行动？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蕴含在中国数字游民所面对的时代契机——城乡统筹发展与乡村振兴事业之中。

 

　　诚然，自下而上的自组织行为难免遭遇不同群体博弈的困境。而且，数字游民虽然是一种有生力量，但其地理套利的倾向也可能带来对乡村变相剥削的风险。从宏观的视角来看，数字游民只是Web3.0时代初露峥嵘的一个表征，更深刻的经济、文化变革尚在酝酿之中。如何导引这股洪流，使其成为普惠的力量，应当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题中之义。从数字游民的心得分享等线上资料来看，这些在地的社区营造至少已经给他们自身带来了一些正向的作用，使其在联接他人、融入社群的过程中重新获得了意义，脱离了内卷的焦虑。当营造社区的实践活动在不知不觉间使这些数字游民脱离了内卷时，他们事实上也在逐渐从漂泊的游民转化为地方的资源，一种兼具世界性和在地性的新型创意阶层。除了传播数字技能、带来新型业态和吸引经济资本，他们所掌握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都能注入地方，他们的社区也会在与原生社区的联结和互动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针对数字游牧与乡创和乡建事业的接合，我们在探究其社会潜能的同时，也必须关注每一种具体的再造“地方”的实践过程中所贯穿的流动与扎根的复杂权衡，以及不同群体的互动和博弈，进而解读中国乡土性的丰富内涵和当代意义。

 

　　　　　　《社会科学报》总第1836期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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