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在世界大变局与疫情的叠加影响之下，韧性城市、韧性社区、韧性治理及心理韧性等成为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为防止疫情撕裂社会的伦理冲击，我们不仅要在社会结构中把“连结”的机制与制度建立起来，而且要在非制度层面激活伦理纽带的连结作用，在守望相助中期待“天下一家”“四海兄弟”的伦理共同体。

 

　　当下，在世界大变局与疫情的叠加影响之下，韧性城市、韧性社区、韧性治理及心理韧性等成为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我们认为，共同体韧性建设除了需要社会科学以及相关治理政策之外，核心与关键则是“韧性伦理”建设，否则共同体就无法成为“整个”，也无法达到韧性的自生性要求。

 

　　韧性伦理出场的时代契机

 

　　从“韧性”一词的拉丁语“resilio”来看，韧性被视为一种系统整体的恢复能力。一方面是工程学、管理学、生态学所强调的外部冲击之下复原（反弹）回归常态的能力与过程。尤其是在如多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模糊性（ambiguity）（即VUCA）的社会环境下，个人和机构应对逆境事件的组织韧性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彭凯平教授把心理韧性归纳为三个层面：第一层是心理的复原力，即在逆境、失败和压力中迅速恢复的能力；第二层是抗逆力，也被称为耐磨力或者意志力，即生生不息的顽强精神；第三层是创伤后的成长，它是在经历逆境挑战后产生的积极心理变化和心理功能的提升。因而，在逆境事件（adverse event）的前提下，无论是作为社会组织的城市、社区的韧性，还是个人心理建设上的韧性，组织伦理或个体心理品质的因素是显而易见的，并且表现为“反脆弱”或“逆脆弱”（anti-fragile）能力。

 

　　危急时刻激发组织或个人的韧性特质仅仅是作为一种外部的补救措施而存在的吗？显然不是。那么，从哲学伦理学角度出发，认为真正激发韧性的机制恰恰不是来自于外在的应急措施，而是维系共同体坚韧不解体的内在生命原则，从而在受到外部冲击时仍能“把诸多组成部分构成一个内在的交互作用的整体”。因而，另一方面，对作为生命（共同）体的韧性特质具有直接规定的东西，既有来自于某种客观的精神性因素，也有主观心理上的品格要求，即作为共同体的生命原则或者韧性的德性（the virtue of resilience），二者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一种民族性、文化性的精神与特质，我们将其称为“韧性伦理”（resilient ethics）。它对于一个民族国家共同体而言，是一种客观性的精神存在，是防止社会个体间因为契约联结的失效而撕裂社会的伦理纽带，是保障社会每一个成员共同利益的行动原则。韧性伦理以整体伦理生活的视角，通过相互关联的伦理关系来发挥伦理规范与社会秩序重塑的作用，最大限度地以一种非正式制度（因法律、契约的失效）方式防止共同体陷入瓦解。同时，也把危急时刻所激发的道德品格与伦理纽带功能转化为日常化伦理生活的伦常日用，从而积淀为民族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比如抗疫精神）。

 

　　韧性伦理是维系共同体的生命原理

 

　　面对脆弱的生命、脆弱的共同体，生命的依赖性使得每一个个体只有在伦理德性的参与之下才可能得以繁衍生息。疫情之下共同体的精神危机是更为久远与深刻的，也是考验民族共同体的伦理韧性的时刻。正如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所提出的：人类文明最初的标志是“一段愈合的股骨”。每一个生活在当下的人们更真切体会到，“我们从最初的动物状况发展成独立的理性行动者所需要的德性，与我们面对和回应自己与他人的脆弱性和残疾所需要的德性，其实属于同一类的德性，即依赖性的理性动物特有的德性”。面对疫情的冲击，只有来自共同体的伦理韧性——把依赖性的理性动物团结起来的守望相助、相濡以沫的伦理精神，才能阻止我们的社会因疫情而陷入困境，因社会隔离而人人自危，因救助机制不足而导致社会伦理蜕化的危机。而此之后，这些被疫情所唤醒的民族记忆与客观性伦理精神也必将成为“我们在世界上扎根（striking）和安身立命（taking one’s place）”的基础。从而，疫情的危机状况进入道德哲学的反思视野，韧性伦理成为维系共同体生活的重要思想资源。

 

　　首先，韧性伦理是以民族国家共同体属性的伦理生活整体作为对象，强调共同体伦理生活的生命原理。当个体性道德行动原则确立为现代性的价值原则之后，个体的主观性自由与社会客观性伦理之间的紧张关系就一直存在着，形成了“两极化”伦理生活场景。而且这一进程并未终止，正如福山所指出的：上世纪70年代后工业社会以来，新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这种“强烈的个人主义文化，溢流到社会规范（social norms）的领域，侵害了各种权威，削弱了将家庭、邻里和国家团结起来的凝聚力”。然而在疫情中，我们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防控政策是立足于一种普遍主义的个人自由基础之上，或者说个体权利“能够用一种不以任何特殊好生活观念为前提的方式得到确认和证明”。从而，“自由主义的自我并不是一种前社会的自我，而是一种后社会的自我”。但是，经由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为克服主观性自由所带来的恐怖与虚无——黑格尔提出的“政治国家”作为伦理实体性的现代方案也几乎破产。一方面，我们不可否认，现代伦理生活哪怕是在共同体视域中个体自由也成为共同生活的前提；但另一方面，一种共同体主义的校正被植入到自由主义传统之中，依赖于民族国家的“一种伦理的共同性”的生活为前提。由此，在现代伦理生活的共同体中，需要在道德主观自由与具体的伦常、风俗之间构建一种全新关系模式，在维护每一个个体自由的同时将他们组成一个有生命的伦理共同体。这样，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冲击都能在内部的自我调整下防止共同体瓦解，韧性伦理就揭示了维系共同体的生命原理。

 

　　其次，面对不确定的现代生活，韧性伦理是自我规划“如何生活”的德性态度，过一种有韧性的伦理生活成为新的“伦理觉悟”。韧性伦理并不强调伦理生活的体系性与强制性，善的脆弱性与道德运气的背后恰恰是人们对于现代生活中伦理韧性的认同。在理性主义道德谋划之下，无论是启蒙理性走向专制、独裁的现代性大屠杀，还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使得人们很容易得出个人道德生活是由背后的权力操控的结论。所以，阿甘本才会提出病毒对现实的人的生存问题的威胁远不如由这一例外状态所带来的社会权力再建构的问题更值得警惕，人不应该被降格为“赤裸生命（nuda vita）”——通过中止生活（la vie）来保护生命（la vie）。因而，在现代制度性的生活规划失败之后，即事实上我们无法用一种普遍客观的道德原则来确保生活的意义与目标。面对不确定性的道德焦虑，个人道德认知的偏差与能力禀赋的差异，使得善的实现并不依据一套普遍统一的道德原则，善的脆弱性与道德运气才是伦理生活的常态。即便如此，我们仍无法置身于外，这需要我们调整对待现代生活的态度，过一种有韧性的伦理生活成为新的“伦理觉悟”。

 

　　最后，有韧性的伦理生活的现代形态，是道德的“理性之知”与伦常日用之“不知”的辩证统一。阿多诺在反思现代性道德时指出：“作为伦理学科的道德，其产生恰恰是在这样的时刻——我因此又回到伦理的概念那里，这个时刻就是当伦理、习俗在一个民族生活内部发生作用并且已经习以为常，然而却又不再发生直接作用的时候。” 作为“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的现代社会，从传统世界中分离出来的主体意识，又通过主体反思的方式在思维世界中尝试确证现代世界。因而，韧性伦理是反思现代伦理生活的德性态度，即现代社会各种习俗、习惯所构成的“伦理”（ethos）不再是自然性的，而是人的“第二天性”的东西。传统的自然、朴素的伦理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经过个体反思之后而再次显现出来的伦理的形式。所以，正如疫情的出现并非社会的“例外状态”，韧性伦理也并非伦理的“例外”状态，而不过是尝试对伦理生活的反思重构与伦理本然的日用伦常相统一的结果。

 

　　根植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韧性伦理

 

　　危难之际，最需要唤醒民族共同体的伦理记忆。法国著名哲学家莫兰指出：我们这个不确定的、危险的时代伦理危机也就是个体—社会—种属的“连结危机”，道德行为是“一种连结（reliance）行为：与他人连结，与社区连结，与社会连结，直至与人类种属连结”。因而，防止疫情撕裂社会的伦理冲击，不仅要在社会结构中把“连结”的机制与制度建立起来，而且要在非制度层面激活伦理纽带的连结作用，在守望相助中期待“天下一家”“四海兄弟”的伦理共同体。

 

　　首先，是“民胞物与”的自然-伦理文明观。疫情并没有把我们带到“另一个”世界，而是通过疫情一个承载万物而又包蕴万物的“世界”显现出来。正如在《鼠疫》结尾，患哮喘病的老人讲的那句话：“说到底，鼠疫究竟是什么呢？鼠疫就是生活，不过如此。”因为，当我们认真审视人类与病毒之间的关系时，不可否认的是二者之间“相爱相杀”的关系。著名古生物学家苗德岁先生指明，病毒与人类之间的“协同进化论”，即病毒与人类宿主之间的持久斗争是人类演化的关键推动力，甚至说没有病毒就不会有人类。齐默（Carl Zimmer）在《病毒星球》一书中介绍到，作为哺乳动物的一员，人类已经跟病毒组成了难以分割的混合体。合胞素-2，一个原本负责帮助病毒融入宿主细胞的基因，如果被清除出去，人类就无法活着从子宫里生出来。甚至连我们呼吸的氧气，其中很大一部分也是在病毒帮助下产生出来的。 疫情向我们展现的是一个“民胞物与”的普遍世界，人类只是其中一员，疫情在某种意义上并非“例外”状态。

 

　　其次，是“相濡以沫”的社会-伦理文明观。面对危难是“相忘江湖”还是“相濡以沫”，在民族的伦理记忆中“相忘江湖”的自由洒脱早已沉积在历史之中，相反“相濡以沫”成为民族精神，这不能不说体现了中国文化的逻辑和规律。中华文明是一种“从伦理的观点”出发看待与对待世界的文明类型，与个体的道德自由相矛盾、冲突的时候，伦理认同优先于道德自由。这一点突出的表现在社会结构之中，中华民族“家庭—民族”构型的“家国”理念与现代西方“个人—社会”构型的“社会国家”理念，这一差异是对中西文明类型的直观表达。

 

　　最后，是“守望相助”的人类-伦理文明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话时所说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还会不断带来新的考验。国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这里的命运共同体就是超越民族—国家的“伦理共同体”，从而，也把世界从空间物理的维度上升到精神生命的层面，从“物理—经济”相互依赖性的共同体变成“性命相依”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社会科学报》总第1838期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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