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许金生主编的《近代日本在华报刊通信社调查史料集成》（以下简称《史料集成》）出版后，我们治中国新闻史的同仁不禁喜出望外。因为这是日本人当年收集的有关中国报纸、刊物、通讯社情报的第一手资料。为便于不谙日文的读者阅读、使用这批资料，我们以鼠吞大象的气概，决定对此书进行翻译、校勘，同时对这批资料做进一步的整理与补充工作，于是有了这套《日本情报中的近代中国报刊史料汇编》（全四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10）。

 

 

　　资料来源

 

　　这套书的资料来源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外务省开始注意调查中国各地的报刊发行情况，1908年下令所有在华外交机构按照规定项目对中国报刊等展开调查。1909年，外务省又下令今后每年调查一次，并指定调查项目，规定报告格式、报告提交时间。普查由此成为定期调查。外务省收到各地报告后，当年或隔年汇编成册，内部印发给相关部门。这种定期调查至少持续到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

 

　　经查，从1909年至1937年29年间，这种报告集缺1914年、1921年、1923年、1927年、1935年五年。为使史料尽可能完整，《史料集成》的编者又从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觅得1923年、1927年各地日本领事馆的原始报告，编辑补入。

 

　　除了定期普查报告，还有一些专题调查报告，大多为七七事变前后日本外交机构等为对华战事需要而作的调查，如《有关上海“小报”的调查》（1929年）、《有关七七事变后上海发行的左倾报纸等的调查》（1937年）等。《史料集成》收入并编成一册。本书也悉数翻译。

 

　　定期普查报告的对象，涉及在中国土地上发行的中文、英文、日文、法文、德文、俄文等各语种的报刊，以及中外通讯社。其中报刊的总数，1909年，中外文报刊仅122种，1919年达到378种，1925年达到495种，1933年达到542种；受调查的通讯社，从1919年的20家激增至1925年的227家。

 

　　定期普查报告涉及的城市，一般以日本领事馆所在地及管辖的地方为主。1909年的报告集有北京、天津、哈尔滨、青岛、上海、重庆、成都、厦门、汕头、香港等27个城市。1915年增至40个城市。1922年增至50个城市，其中东北的城市突然增多，增加了抚顺、本溪湖、四平街、珲春、开原、掏鹿、农安等。1929年则增至62个城市。1936年激增至89个城市，不仅东北地区增加，而且内地也有增加，如在安徽竟深入到巢县、宣城、当涂、屯溪镇、大通、无为、含山、六安、阜阳等，中西部亦延伸到开封、洛阳、西安、贵阳。显然，定期普查城市的拓展和深入，与日本侵华的脚步是同步的。

 

　　各地调查报告形成和上呈的时间，一般是在当年年底或翌年年初。而外务省汇总各地报告并编辑印刷发行一般是翌年下半年。所以报告集中的内容，一般是前一年调查所得的统计，至多有当年上半年的补充加入。本书中，因1923年和1927年是根据原始报告汇集的，所以都标示了当年的调查时间。

 

　　一份宏大而极其难得的史料集成

 

　　这套书是一份宏大而极其难得的史料集成。它涵盖了我国近三十年间从东北到华北、从华东到华南、从中部到西部几十个城市的报刊、通讯社等新闻事业概况。具体到每一个城市，它勾勒出不同年份在同一城市的报刊和新闻界的概貌，对几个新闻中心城市叙述尤其详细，如北京、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现有的中国新闻通史，往往只有重大新闻事件的纵向概述，较少有同年份全国新闻界的俯瞰；现有的地方新闻史著作也往往只有重要报刊的阐述，较少兼顾到面上的各类不同的报刊。至于对各个城市的外国人办的外文报刊，更是鲜有专著介绍和研究。现在有了这本资料集，我们可以全方位地“巡视”全国新闻事业，并展开相应的研究了。在军阀混战的旧中国，由于地方割据、政权频繁更迭，我国没有统一的、持续进行的全国报刊、通讯社的调查统计。即使个别人做了一点，如1934年胡道静的《上海的日报》、1936年许晚成的《全国报馆刊社调查录》等，也无法周全。反倒是日本人“替”我们做了这件事。

 

　　自然，日本人并不是特意为我们做的。日本外务省展开的对中国主要城市报刊、通讯社的长期跟踪调查，完全是为日本侵华战争做准备的。没有一个国家会无缘无故对邻国的新闻事业如此上心。在今天看来，日本人客观上为我们保存了一份反映中国近代报刊与通讯社概貌的完整的史料。日本人的情报是当年的即时记载，在间接史料中价值很高。“从周边看中国”，认识“自我”，他人的调查评价也可以丰富我们的视角。只要对其立场、观点保持清醒的认识，昔日“敌人”的情报也是可以为我所用的。而且因为是为日本侵华采集的情报，对其真实性、准确性有严格的要求，这恰恰提高了本书的可信度。

 

　　粗粗浏览一遍，可以发现书中蕴藏着丰富的有价值的史料，其中有许多是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或者注意了但没有认识到全貌的。例如，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开始向中国新闻界渗透，用金钱收买股权控制，或直接在华办报。在华外文报刊中，日文报刊实际上是最多的。有一个时期，东北的一些城市甚至只有日文报刊，而无中文报刊。又如，1916—1919年，广东的新办报刊达到一个高潮，但寿命都很短，其背景错综复杂。再如，书中对通讯社在中国的出现、兴起，以及各地通讯社名录有详细的统计，这是以往新闻史所忽略的。

 

　　这套书从《史料集成》翻译编辑而来，而翻译中遇到原始材料准确性等一些特定的困难，加之年代久远，历经时局变动和战乱，大多数报刊实物、原始档案已经散失了，该书要依据直接史料校勘已力不能及。相信后来的研究者一定能完成这个任务，以纠正其中未及纠正之偏误。该书的编纂属于基础性工作，我们愿意为夯实中国新闻史的基础做铺路石。

 

　　　　　　　《社会科学报》总第1838期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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