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是资料性文献，这种资料性文献只有注入更多的学术性，只有更多地被学术利用，只有更加符合时代的创新发展，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截至目前，利用地方志资料进行研究的学科领域众多，包括方志学、社会学、历史学、旅游学、气象学、地理学、医药学、植物学等。新时期，对中国地方志这一中华文库中的重要瑰宝，在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建设过程中可以有多个维度的考量，这无论是对于地方志自身，还是对于其他学科研究都是有益的。

 

　　正视学术性，传承好中国地方志事业。学术性是中国地方志的传统。纵观方志史，从六朝地记自注到宋代方志自注，应用广泛，类型丰富，再到明代方志大书分注应用，到清代至民国初年传统资料说明型自注规范形成，及之后现代学术论著注释规范逐渐形成后方志的自注同步发展。新修方志在自注方面，注重历史纪年括注、地名括注等，而在自注应用，特别是资料说明型自注等方面总体是模糊的。有的志书会在编后记中很笼统地指出提供资料的单位等。但是，有些地方的新修方志在资料性和学术性方面具有探索性。如浙江的《萧山市志》（2013年版）采用边注等形式，《象山县志》（2019年版）在主体资料之外另设“旁涉资料”。今天，一些学者在肯定新方志价值时，也对新方志编纂提出建议，其中就包括提升方志的学术性问题。来新夏认为：“严格选用入志资料，认真进行校订、考证，可能系统、完整，具有可征性，做到事事有来源，字字有出处。”新方志的编修是一项文化累进的事业，对于在旧方志编纂中重视的材料考证、自注等学术传统，我们在如今的地方志编纂工作中也要正视和传承。

 

　　关注现实性，挖掘多方面的研究维度。新方志有“详今略古”的记述准则，注重对一方地情的定期记录。使地方志资料中对当代的丰富性记载与现实服务产生关联是重要的，这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无疑是一个重要方面。方志的现实性功能在既往的社会中有旅游指南、诉讼依据、收藏、创作素材、家谱研究和世袭重构等。随着社会的发展，方志以往的某些具体功能已经有所退化或者有所转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方志在信息秩序中的意义已经发生变化。现今，虽有必要通过阅读方志了解地情等，但这仅是可供选择的一种。所幸，在全国范围内，方志工作者对此已经有所觉察，并进行一系列服务现实的探索，如江苏编写的《微记录》《江苏记录》《抗疫实录》等，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等主办的《上海世博会志》等，都是地方志工作在新的信息秩序中探索定位的尝试。地方志是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当前的地方志工作对地方志的资料性“存史”功能是一以贯之的坚持。新方志的编修是全域性的。另外，新方志突破旧方志重人文、轻经济的传统，记述更具有全面性。这都是新方志的优势。此外，旧志中有大量关于文化和传统习俗的记载、人物的记载，而找寻现实中关切议题进行研究，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关切的生态文明、一体化发展、科技强国、乡村振兴、学术强国、中国式学术体系及学科体系、文化自信、区域发展等，把方志资源嵌入相关维度的学术研究，促进方志服务于现实，发挥其资料性的功能。

 

　　注重借鉴性，引进其他学科理论，创新地方志发展。地方志从地记、人物传、图经等发展到今天的一地地情的综合性记载，在此过程中，地方志虽然受编修者及社会政治的影响出现内容记述的局限性，但地方志编修引入地理学、历史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而不断发展。如史书的自注，在方志初期的地记中就有应用。清代中期以后，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地方志重视科技因素和科学方法并应用于志书编纂。从测绘技术、图表技术应用，到之后的地方志体例、篇目、内容的革新等，无不体现着近代科学的影响。今天，在新方志编修中，志书“各承编部门受职能范围的限制，提供的资料相较于修志的需求会存在越来越多的空白地带”，“往往忽略了地方文化特有的丰富内涵和编纂人员应有的思考”，沿袭下来的“旧志书的承载形式已不能适应新的内容要求”。而要凸显地情资料的丰富性和动态性，就必须突破过度依靠政府部门单独供稿和编修的路径，必须借助多重的记述手段和记述方法。地方志机构需要构建自己的资料收集储备体系，适时引入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来助力自身发展创新，如利用新闻学的采访调查方法、社会学的社区分析方法对入志资料加强整理，利用社会学的失范理论有目的地收集资料等，使方志记载尽可能客观、完整、全面。[全文将刊发于《上海地方志》（季刊）2023年第1期]

 

　　《社会科学报》总第1842期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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