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德性技能化研究重新成为焦点，备受哲学、心理学等学科领域的关注和讨论。与德性的实现相关，实践智慧是实现各种德性的统一的理智能力。德性和实践智慧是否可以被全部技能化、可测量，或者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被技能化？

 

　　德性是否可以被看作一项技能？就像会下棋、会打球一样，德性是否能够以同样的方式通过练习获得，并以技能的方式发挥作用？这一理论从直觉上会引起反对，因为这似乎将道德从崇高的位置上拉下来，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吸引力；而从思想上分析，这种观念有将德性工具化的危险，德性将成为人获取良好生活的一个手段，而没有自为的价值。不过，德性的技能化研究近二十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在哲学和心理学等科学领域成为热点问题。与德性的实现相关，关于智慧（实践智慧）是否可以完全量化衡量的哲学和科学领域的讨论也受到越来越多关注。这一观念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

 

　　古希腊哲学对德性及其培育的阐释 

 

　　德性和技艺的类比是古希腊哲学中有相当历史传统的对德性及其培育进行阐释的方法。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都曾经使用了德性技艺的类比法。在德性-技艺类比中，德性被当成和技艺同样的或类似的知识进行探究。德性和技艺到底是同样的还是仅仅在类比意义上在一定程度上类似，对这些哲学家而言并不相同。从苏格拉底到斯多亚学派的一个传统中，德性直接被当作技艺，即跟建筑术、医术、皮匠的技艺一样的技能。我们如何对待技艺，也对德性提出同样的要求。柏拉图早期对话一般被认为是苏格拉底式对话，比较真实地再现了苏格拉底的方法。在这些对话中，苏格拉底将与伦理、政治相关的德性当成技艺。他提出，雅典人在健康、舰船修建等方面都知道要找专门的有技艺的人去做，但他们在有关城邦的决策以及公民的幸福这些重要事务上让没有此项技能的大众去做决定（《申辩篇》），这是极大的悖论。在《卡尔弥德》这篇对话中，苏格拉底在寻求“节制是什么”的过程中，将节制和医术、建筑术、纺织术都看作某种技艺，而技艺是关于什么的知识。由于技艺有一定的功能，产生相应的产品，他们按照这一标准探讨节制有什么功能，带来什么好处。

 

　　亚里士多德则明确区分了指导德性的理智能力－实践智慧和制作产品的技能－技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二者在几个重要方面都完全不同，因此，人涉及德性的实践理性和涉及制作的技艺是完全不同的理性形式。其一，技艺和德性领域不同，技艺是关于产品制作的，其产品外在于生产过程，在技艺停止发挥作用的时候，产品被完成。而在德性实践中，实践智慧的实施中有好的行为，好的行为自身就是目的，目标不外在于实践行为。其二，德性和技艺的理性性情不同。其三，技艺有优秀的和不优秀的，而实践智慧自身就是德性。其四，技艺出错如果是故意的，比无意出错更好。实践智慧不能有意做恶。更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认为，有实践智慧的人看来是那种有能力很好地审思对自己善的和有利的事情的人——不是很好地审思部分的善和利益，比如健康、强壮，而是审思对好的生活普遍地善和有利的东西。而且，跟其他知识不同，实践智慧不会被忘记。但亚里士多德的技艺类比在技艺和德性的相似性上仍给人足够深刻的印象：就如通过反复练习能获得相关的某项技能，获得德性与此类似，需要反复实践这种德性行为，做正义的事情让人获得正义的德性，实践节制让人成为节制的人。

 

　　柏拉图对德性和技艺的关系则表现出游移的态度。一方面，在比较早期的文本中，柏拉图对话中的技艺类比将德性实质上当成了技艺，并且是一种重要的技艺；另一方面，柏拉图在成熟时期的对话中对将德性阐释为技艺提出了质疑。

 

　　当代德性技能化论题重新成为焦点 

 

　　当代德性可否技能化的论题重新成为焦点，这是因为，一方面德性伦理学的当代复兴，另一方面道德心理学研究也对这个领域非常关注。朱莉娅·安纳斯（Julia Annas）、马特·斯蒂克特（Matt Stichter）等学者是支持“德性是一种技能”这种观点的首要代表。朱莉娅·安纳斯提出，德性学习和弹琴、打球等技能一样，通过实践和练习获得，而非通过单纯的理论输入。安纳斯强调，这种练习不是毫无头脑的模仿，不是千篇一律的重复，而是需要理解所做的是什么，把握这项技能，从而使得实践的过程是自我指引的。学习者还要有提高的抱负和动机，不是陈腐地因循守旧。安纳斯还对德性专家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有技能的人能够对自己所做的“给出说明”，即可以解释为何他如此这般地做这件事。能够给出理由这个要求在技能学习中将技能和窍门区别开来，拥有后者的人做得一样好，甚至在一定情况下做得更好，但他完全不理解所做的事情，也不能说出理由为何这样做，是以非理智或亚理性的方式行为。而在德性领域，能够给出理由将真正的德性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自然德性区别开来。正如一个身体强壮的人如果看不见的话就跌得更重，天生勇敢的人如果没有相应的实践智慧使他看到恰当的行动要素，也会在道德上跌跟头更重。斯蒂克特也坚持一种强的德性技能化立场。他提出，德性和技能都通过经验和实践获得，之所以如此相似，就是因为德性是技能。他通过心理学的自我调节理论论证，获得技能和获得德性属于同一个理性过程，并没有单独的道德上的理性能力。提高技能要求重复，而且不是纯粹的重复，还需要努力做自己还不会做的，是一种“审思的实践”。德性的获得也遵循同一定律。但斯蒂克特不同意安纳斯提出的专家能够“给出理由”——对自己所做的作出明确说明这个要求。在他看来，心理学的研究不支持这一论点。因为专家熟练的行为在某些方面变成自动的，从而能够将注意力放在另一些方面，而自动的过程意味着不能进行内省和阐述。

 

　　德性技能化带来的争议，从理论上来说，是可能陷入工具主义陷阱。按照德性伦理学主流所持有的幸福主义观念，人的生活以生活得好或幸福为总体目标。德性如果是纯粹的技能，就只是达到幸福的工具。这也是亚里士多德将德性和技艺断然作出区分的一个原因。但安纳斯认为对此无需担忧，因为幸福不是提前被设定的抽象目标，其他因素只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幸福论不是以这种方式达到生活的繁荣。在两千年的幸福论传统中，我们生活得好这个总体目标是随着我们在生活中发展品格而逐渐明确起来的目标：做一个有德性的人，有一定的物质生活水平，享受时光，或拥有财富以及声誉等。安纳斯将德性和幸福融合起来，这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传统。但专技化的德性能否像安纳斯所描述的那样融会贯通起来，成为统一的实践智慧，从而能够很好地建构和达成我们生活的总体目标，这一点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困难。这也是为什么斯蒂克特认为实践智慧是德性中独特的因素，技能不需要实践智慧，而实践智慧也是不能被技能化的。

 

　　当代德性伦理学的难题 

 

　　实践智慧是实现各种德性的统一的理智能力，如果实践智慧不能被技能化，则意味着德性自身就难以技能化。当代一些德性伦理学家提出了这样的难题：一方面，他们认为德性和实践智慧是一种专家知识；另一方面，实践智慧却是难以编码、无法测量的。斯沃特伍德（Swartwood）就认为，实践智慧符合作为专家知识的条件。他指出，所谓专家知识，是在某一领域的卓越表现相关的高水平的成就。比如，下棋的专家能够稳定可靠地在下棋比赛中表现卓越，专家所具有的专家知识就是这种高水平成就。实践智慧是这种高水平成就，有实践智慧的人有这样的理解力，能够稳定可靠地就应该如何生活作出好的选择。

 

　　实践智慧是高语境化的，它的最小的哲学概念包括了三个要素：一是在具体情境下，二是考虑到所有事情，三是应该做什么。实证的科学研究试图实现实践智慧的可测量化，并分别设定了不同的指标，如对智慧知识的测量，对智慧的人格特征的测量，对智慧的推理的测量。但这些衡量标准都没有达到实践智慧最小的哲学概念的要求。人的生活的成功跟下棋获胜不同，生活成功的界定和一般特征以及取得成功的因素极其复杂。如果人们想要通过编纂一套一般的规则来解决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从而实现生活的繁荣幸福，就违反了实践智慧的高语境的条件要求。即使真有一套这样的智慧的规则，则如同赫斯特豪斯（Hursthouse）所说，成功使用这套规则必须是使用的人有一定的实践智慧，而非机械地套用。这就陷入了无限倒退之中。

 

　　德性和实践智慧的技能化在当代伦理学与科学领域都被看作非常有前景的领域，但在是否可以被全部技能化、可测量，或者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被技能化等问题上，还存在不小的争议。

 

　　　　　《社会科学报》总第1885期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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