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抑郁症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疾病。有学者认为，这源于当下变量多、信息繁杂的现代生活，因此，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建立起系统化的思考框架尤为重要，而哲学正愈加突显其“治疗”功能。其特别之处在于，以哲学的批判性揭示产生精神类疾病的社会根源，打破人类理智的梗阻状态，让人能够直面并剖析痛苦，从而达到心境清澈、精神澄明的境界。

 

　　当快乐的猪还是痛苦的人 

 

　　近年来，坊间流传着一个讨论非常热烈的哲学话题，“到底是当一头快乐的猪还是一个痛苦的人？”不少网友评论，宁愿当“快乐的猪”，也不当“痛苦的人”。

 

　　事实上，此典故在哲学史上其来有自。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在其代表作《功利主义》一书中给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选择：“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胜于做一头满足的猪；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胜于做一个满足的傻瓜。”密尔之所以与很多网友的看法相反，是因为在他看来快乐是分等级的，低等级的快乐往往是肉体欲望的满足，虽然能够轻易实现，但这种快乐并不持久；而高等级的、出于理智的快乐虽然难以获得，一旦获得却能够使人幸福充盈。因此，一个人甘愿选择过理智的生活并不是因为这个人喜欢自讨苦吃，而是因为只有理智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也只有过理智的生活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获得人生的幸福。所以，密尔说，功利主义绝非一味追求低级的浅薄快乐，而是要同时兼顾快乐的数量和质量，从而实现一个社会中“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条原则也就成了功利主义最具代表性的哲学信条。

 

　　密尔通过分辨快乐的低级与高级，为我们澄清了哲学家自讨苦吃的刻板印象。趋利避害、趋乐避苦是人性使然，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人要主动选择去过不幸福的悲惨人生。一个人之所以去过苏格拉底式的、颇显痛苦的反思生活，并不是因为他本性上是自讨苦吃的，而是因为只有如此，才能认识到苦从何来、乐从何往。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宁愿饮鸩而亡也不愿意逃跑苟活，并不是因为他不愿意生，而是因为他要追求知识与德性的统一，即追寻理智之善。

 

　　因此，过理智的生活，就是运用理性的力量去直面并剖析人生中的种种痛苦与不幸。不论在苏格拉底那里，还是在密尔那里，选择做“一头快乐的猪”都恰恰是不幸的，因为猪无从通过思考来知晓快乐的来源和层次，猪仅仅囿于其肉体生存的本性之中，因其无知而“快乐”。

 

　　既让人远离，又让人亲近

 

　　由此，“当一个痛苦的人”就意味着人一旦开始反思并洞察到人性和世界的缺憾，以及这些缺憾所导致的一系列苦难与不幸，就会感到痛苦、彷徨、抑郁甚至绝望，也就无法再因其无知而感到快乐了。痛苦、彷徨、抑郁、绝望等情绪状态往往成为哲学家的独特精神气质，哲学家往往也就被看成“不正常的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文化环境中，这会使哲学和哲学家被广泛误解甚至“污名化”。一方面，哲学家被看成“不正常的”，他们往往特立独行、离群索居，不被世人理解；另一方面，哲学亦非常人所能学，它被看成一种玄学，哲学著作往往晦涩难懂、佶屈聱牙，需要在某种特定的心灵状态下才能“参悟”。也因为上述两方面的误读与“污名化”，一个人要想保持其快乐的心境不被侵蚀，大抵是要远离哲学的，因为哲学的思考是痛苦且沉重的；吊诡的是，一个人如果想要进入人生通达的幸福极乐之境，又必然要亲近哲学，因为只有哲学才能够让人彻悟人生命数与宇宙玄理。

 

　　这种既让人远离又让人亲近的滑稽状态给哲学增添了很多在它之外的、无法胜任的任务，同时也给哲学与哲学家披上了一层揭不开的神秘面纱。“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说哲学有“治疗”功能，与说通过占星术透视人生命理几无差别。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哲学成为痛苦抑郁的渊薮，也成为幸福极乐的源泉。

 

　　哲学是时代问题的精华，反映时代问题，同时也试图解决时代问题。哲学思考是深沉的，并不是因为哲学家喜欢深沉，而是因为世界往往是痛苦和沉重的，哲学也就不得不以深沉的方式去揭示与应对时代问题。因而，远离哲学与其说是远离痛苦，不如说是逃避痛苦；亲近哲学与其说是亲近幸福，不如说是学会过理智的生活，以直面并剖析痛苦的方式澄明心境。

 

　　哲学治疗就是学会过理智生活 

 

　　哲学本身不会直接导致人的痛苦抑郁，也不会直接让人获得幸福极乐。但哲学能够以理智的方式不断使人明晰苦从何来、乐从何出。这就是哲学日益凸显的治疗功能。

 

　　事实上，我们现今所说的“哲学治疗”只是一种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端的哲学服务于社会的思想运动。一批职业哲学家希望走出象牙塔，以对话、说理的方式启迪社会公众，一是要破除人们将哲学作为无用之学的刻板印象，让哲学回归其践行的本质；二是通过哲学的思想资源和分析方法把抑郁症等精神类疾病去污名化，探究精神类疾病普遍高发的社会制度与社会文化根源，从而使人从负面的情绪和认知状态中摆脱出来。经过三十多年的社会实践，哲学治疗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和实践方法。有相当多的案例可资证明，哲学确实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治疗”人的抑郁等精神类障碍，使人重获快乐幸福的人生。

 

　　说哲学能够“治疗”抑郁，容易使人产生笔者之前所说的种种误解，认为哲学是洗涤心灵的鸡汤或者洞察世间的智慧。实则大谬矣！哲学有“治疗”功能是在隐喻的意义上，而非在实质的意义上说的。与医学或心理学把抑郁等精神类障碍看作“病”不同，哲学在认识论层面不再把人的精神痛苦看作病，也不再把来访者看作“病人”，而是把人的精神痛苦看作人类理智的梗阻所导致的思考匮乏，哲学治疗就是教会人过哲学反思的理智生活。于是，哲学治疗不用吃药，也不用通过深度脑刺激来调节大脑内部的化学变化，重点在于通过对话来使人们认识到产生精神痛苦的社会根源，通过澄清问题的方式，引导人们重新认识并面对痛苦与人性的不完美，让人获得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澄明。

 

　　在现今哲学治疗的方法中，苏格拉底式对话法是较为成熟且流行的方法之一。苏格拉底通过对话引导人们进行理性反思和观念澄清，使对话者认识到自己之前认知的缺陷，一步步地将真知从对话者口中引导出来。苏格拉底将自己比作“思想助产士”，哲学践行家就充当着这一“思想助产士”的角色，通过思维方式的更新，使人豁然开朗，人们所遭逢的精神危机也就被化解了。

 

　　英国社会学家伊恩·弗格森（Iain Ferguson）在《精神疾病制造商：资本社会如何剥夺你的快乐》一书中表示，精神类疾病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问题加在个人身上的集中表现，即资本积累的驱动力催生出来的。当药物成为治疗抑郁症的首选且主要方式时，就是一个不断制造疾病，且不断制造病人的过程。弗格森举例说，《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之所以广受非议，除了把药物作为首选的治疗手段外，精神类障碍的数目也在不断增补。比如，在2013年问世的第五版中，重新将“丧失亲友之痛”（bereavement）归为抑郁症的症状，不仅会增加不必要的药物使用，而且将人性本真的情感流露病理学化。在弗格森看来，这一做法将会泛化精神疾病的定义，不仅使精神疾病污名化，而且通过制造更多“病人”的方式卖出更多的药物，亦使整个社会“医药化”（medicalization）。

 

　　弗格森表示，“治疗”抑郁等精神类疾病的最好方式就是发挥哲学的说理和批判功能，使精神类疾病去病理学化、去医药化，从而揭示精神类疾病所产生的社会制度根源。当人们明白资本社会的运转逻辑就是一个不断制造病人、不断服务于资本增殖需要的过程时，人们“患病”的几率也就大大降低了。

 

　　在精神类疾病广泛流行的今天，哲学的“治疗”功能是在非医学化、非心理学化的意义上讲的，就是通过哲学的说理与批判性功能，揭示产生精神类疾病的社会根源，以批判的明晰来克服理智的梗阻，让人过上理智的生活，直面并剖析痛苦，从而使人心境清澈、精神澄明。（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身联网’技术的哲学问题研究”阶段性成果）

 

　　　　　　　　　　　　　　　　　　　　　　　《社会科学报》总第1906期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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