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爆炸时代，后真相现象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讨论。在反击后真相虚假信息上，科学实在论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面临无法逾越的障碍，而科学实践哲学可以给我们很好的方法论启示。

 

　　2016年，《牛津英语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选为“年度词汇”，它主要是在英国的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选举的背景下产生的。“后真相”被用来形容一种极不正常的舆论境况，前缀“后”并非指特定事件之后的时间（如战后），而是指“真相”的概念变得无关紧要了，人们的情感和个人信仰的诉求往往比真相更能影响公众舆论和政治决策，并且这种情感诉求被视为“真实”。后真相现象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交媒体平台上“信息的负重超载”，某些虚假信息通过网络世界的海量点击，最后就变成了“真相”。

 

　　后真相与后现代相对主义 

 

　　耐人寻味的是，当虚假新闻被戳穿后，造假者的托辞往往是“哲学家早就告诉我们，根本不存在真理”。后真相源于后现代主义对真理的解构。在科学哲学中，后现代主义通常是指社会建构论，一种极端的相对主义。社会建构论的首要原则是布鲁尔的“方法论对称性原则”，即科学上的真与假、理性与非理性，本质上取决于社会因素（如利益与权力），与自然界关系不大。在认识论上，社会建构论者认为，某一范式（科学共同体）中的真理在其他范式中是错误的。对同一现象的认识，不同范式具有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评价标准。这些标准在认识论上具有“同等有效性”与“相互间的不可评价性”。范式之间的切换不能依靠事实与证据，只能诉诸政治宣传或修辞。这种完全抹去真理与错误的信条极具破坏性，它会渐渐蚕食人们的信心，让人们不再相信有“客观探索”这一事业。个人在对追求“对生活世界的真相表述”的理想信条望而却步时，转而就会提出忠于自己感受的表述。在方法论上，社会建构论者认为，真理是各种范式争夺利益的语言游戏，赢家就应该是有权有势的玩家。这就是某些西方政客不遗余力利用社交媒体等网络平台猎取确立“舆论真相”影响力的原因，也说明了后真相为什么在今天西方世界已成为一种有效的政治策略。

 

　　科学实在论之困境 

 

　　学界通常以科学实在论来对抗后真相的泛滥。科学实在论认为，当且仅当命题与世界的事实相对应时，这个命题才是真实的。实在论将真理锚泊在实在中，这本身没错。然而，它真能做到吗？事实上没有。因为这至少需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原则上必须在自然界中找到证实该命题的事实；二是，主张这一命题的人必须有能力理解该命题是否与实在相符的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上，这两个标准都会让科学实在论碰到无法逾越的障碍。

 

　　在理论上，以研究科学实践而闻名的法国哲学家拉图尔指出，科学实在论其实一直都不实在，一直相当理念化（much too idealism），即实在论者把“外部实在”仅视为技术图纸上所绘画的东西，存在于永恒之中、亘古不变的几何学的抽象观念中。怀特海称之为命题与实验的错位“误置”。如实在论者把一辆公众牌甲壳虫汽车在“真理”上等同于这辆汽车的“机械图纸”。然而，图纸根本无法完整代表“事实”，充其量是其形状部分，世上没有任何一辆甲壳虫汽车只会以这样的图纸形态存在。如把它等同于现实中的一辆甲壳虫汽车，那就“非常理念化了”。这源于哲学家完全无视科学家与工程师在设计图纸过程中错综复杂的工作与生产关系，还遗漏了使一切汽车得以运转的关键——人们的组装活动。从一般意义上说，科学实在论完全省略了科学家在得出结论前所进行的高难度的实验活动。这是科学实在论把哲学限制在“辩护的理论语境”，排除“发现的实践语境”的必然结果。拉卡托斯的这种“方法论不对称性原则”，让科学实在论与社会建构论陷入永无止境的“无果之争”的尴尬困境。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4页)

 

　　在实践上，科学家肯定能理解命题与实在相符的问题，但对于公众来说未必如此。事实本身无法表达自己，而公众没有经过科学理论训练，也没有具身性实验经验。因此，科学实在论认为公众能以科学家的方式来解读理论的真理性，这在逻辑上站不住脚。当人们面临后真相世界中伪科学思潮泛滥时，指望科学实在论能解决问题，是不切实际的。与人类事务毫无关联的“哲学真理”，公众不会把它当回事，也只是哲学家在象牙塔里自娱自乐。自库恩以来，科学哲学家逐渐失去对科学实在论的憧憬，这反过来造成了相对主义的出现，继而引发了后真相现象的出现。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与事实之间有一长串信息源。即使信息源链顶部的信息反映出真相，但在这一传播过程中存在强烈的认知偏见（动机推理、确认偏见、身份认同、群体疯狂等），使信息在传递过程中被扭曲或曲解，使公众更无法甄别出大部分信息的真实性。真相的贬值与后真相的泛滥也导致当今西方民粹主义的泛滥。这产生了21世纪的非理性悖论，即为什么后真相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中会有很大的市场。

 

　　科学实践哲学的解决途径 

 

　　针对布鲁尔的“方法论对称性原则”，拉图尔提出“本体论对称性原则”，这一原则成为当下科学哲学中“实践转向”的出发点。从微观角度来看，它强调不要一开始就从抽象思辨层面去思考真理等问题，而是通过科学事实得以产生的本体论舞台——实验室或田野，去追踪科学家的实验活动，展现人、自然与仪器各种因素之间在实践中的相互作用，揭示出科学事实得以建构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思考科学合理性的哲学问题。这意味着，本体论对称性原则要求把认识论融入到本体论之中，从认识的反映论走向了实践的生成论，从主体与客体的混合本体状态——自然-工具-社会的聚集体中，去追踪实验室中科学事实得以产生的过程。从宏观角度来看，科学共同体具有两张入场券——研究能力与认知美德。这两张入场券不是先验的研究规范，而是科学共同体在历史与实践中铸造出来的两种久经考验的品格。个体科学家通过长期的实践磨砺，把这两张入场券内化为自己的习性。这是科学区别于政治与经济的逻辑，也是科学获得社会认可的基础。

 

　　在反击后真相虚假信息上，科学实践哲学给我们很好的方法论启示。众所周知，在人类排放大量二氧化碳是否导致了气候变暖问题上，科学家与怀疑论者之间一直存在巨大争议。随着后真相现象的出现，怀疑论者的虚假信息越来越影响公众舆论。如何解决这一争议？科学实践哲学的启示是：科学共同体有产生事实的实践，怀疑论团体也有产生“事实”的活动，这两个不同过程的本质差别何在？在科学共同体的实践中，聚集了大批极具研究资历的科学家，在研究气候变暖的过程中，他们操作着精确实验仪器，收集与分析数据，还有复杂的数据核实系统、专业杂志上的论文、同行评议、共同体认可、可靠的基金来源、科研机构的监管等。除了这些体制性因素，还有科学家的理性推理与实证的美德。这些体制与认知美德因素的结合，就会使科学研究形成一个强大的科学场，使科学事实立于不败之地。反之，在怀疑论团体中，体制上科研资历或技能缺位，其证据缺少可靠的实验来源与理论辩护，更没有同行评议的把关，资金通常来源于石化企业等，在叙事中常表现出来的是“认知恶意”，如诡辩、确证偏见等。这些表明怀疑论者的“科学立论”的虚假性。也就是说，实验室科学能制造一种产生与稳定科学事实的自我辩护的系统，而后真相世界中的怀疑论缺乏这种机制。因此，只有在两种不同的实践过程的对比性中，科学事实才能稳定下来，才能获得公众、有信誉的机构与可靠媒体的支持，成为有效反击后真相世界中虚假信息的武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页）“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页）

 

　　　　　　　《社会科学报》总第1940期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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