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文论在俄罗斯传播历经百余年，并在俄罗斯几代汉学家的努力下取得了瞩目成就。这不仅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重的生命力，而且为中西文论互鉴提供了有益镜鉴，有助于完善世界文艺理论的构建。

 

　　俄罗斯汉学界给予中国古代文论崇高的评价，苏联科学院编纂的《世界文学史》写道：“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中世纪文论思想的顶峰，对中国文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俄罗斯新汉学的奠基者阿理克首次从诗学理论高度翻译和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其专著《中国论诗人的长诗：司空图（837—908）〈二十四诗品〉的翻译与研究》集评、注、译于一体，是俄国乃至西方第一部涉及研究中国诗学理论的巨著。阿理克认为，“司空图的诗学思想可以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思想相媲美”。鲁迅先生曾言：“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可见，在中俄学者的眼中，以《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等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论可比肩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均为世界文艺理论经典。

 

　　中国古代文论在俄罗斯的传播 

 

　　中国古代文论在俄罗斯传播的肇始与阿理克紧密相连。1916年，阿理克的巨著《中国论诗人的长诗：司空图（837—908）〈二十四诗品〉的翻译与研究》开启了中国古代文论在俄罗斯文化视域下的游历，为俄罗斯读者打开了了解中国古代文论的窗口，掀开了中国古代文论走向世界的篇章。法国汉学巨擘戴密微誉阿理克为“研究中国文学最杰出的西方汉学家之一”，其中，中国古代文论就是阿理克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

 

　　阿理克的译本既忠实于原著，又考虑到受众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以大量注释、附录等方式传递原文内容。以其译著《中国论诗人的长诗：司空图（837—908）〈二十四诗品〉的翻译与研究》为例，阿理克对《二十四诗品》的每一品目均采取直译和意译两种译法，直译旨在最大限度保留原作的语言形式，意译则旨在最大限度传达原文的思想与内涵。阿理克把每一品目的译文分为6个诗行，并用数字进行了标注。在译文之前对每一品目内容进行了阐释，译文之后是标题注释、诗中字词注释。译者采用脚注方式，为读者提供详细的注解信息。在脚注中，译者对人名、地名、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进行解释。

 

　　以品目《豪放》的翻译为例，阿理克对品目《豪放》的直译文本基于忠实于原文的原则，力求用四个俄语词语与原诗对应，如“Глотаю （吞）и изрыгаю（吐）величайшие（大）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荒）”“От（由）Дао（道）верну（反）дух（气）”“Неба（天）ветр（风）волнами（浪）волнами（浪）”“Истинная（真）сила（力）заполняя（弥）наводняет（满）”“Мириады（万）форм（象）находятся（在）сбоку（旁）”“Сзади（后）привлекаю（引）фэна（凤）и хуана（凰）”。考虑到普通俄罗斯读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阿理克同时提供了意译文本，如将“观花匪禁，吞吐大荒”译为“Когда поэт любуется миром, ему не преодолеть себя: То, что он вбирает в себя, и то, что он являет вовне, ведь это—беспредельные дали”（当诗人沉迷于自然时，他不会克制自己：无论是内心的所思所想，还是外在的表现，都会尽情释放——毫无保留）。笔者认为，相较其直译文本，阿理克的意译文本在传达原文内涵方面更胜一筹。虽然意译文本没有过多关注译诗的韵律和节奏，但最大限度地再现了原作的内涵与意义。诚然，阿理克的意译文本也不乏值得商榷之处。

 

　　此后，中国古代文论在俄罗斯的传播薪火相传，先后出现系列研究著述，如克利夫佐夫的《论刘勰的美学观点》（1978）、李谢维奇的《中国的文心：中国古代和中世纪之交的文学思想》（1979）、博拉京斯基的《东方中世纪文学的类型问题》（1991）。21世纪以来，俄罗斯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涌现出一批新的学者和研究成果，克拉芙佐娃的《文心雕龙》（2008），斯捷任斯卡娅的《刘勰文学思想的范畴》（2014）、《东方文学的文体》（2020），戈雷金娜的《太极：1—13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中的世界模式》（1995）都体现了学术新潮在俄罗斯“龙学”研究中的兴起。

 

　　他者视角下的跨文化阐释 

 

　　中国古代文论俄译的本质就是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阐释。如何从跨文化视角正确看待中国典籍外译的阐释及问题，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至关重要。跨文化阐释是“与他者相遇，对自我产生更深刻的认识，从而达到人类的互惠性理解的过程”。中国古代文论在俄罗斯文化语境中的传播就是跨文化阐释的经典个案。俄罗斯学者从“他者”的视角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了色彩斑斓的跨文化阐释。

 

　　俄罗斯学界通过对《二十四诗品》《文心雕龙》等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系统作追根溯源的考察，对中国古代文论思想体系及文学观进行宏观研究，阿理克认为，中国文学发展的推动力量是“道家想象”的思想。波兹德涅耶娃在《3—6世纪中国诗学论著和它们的哲学基础》中进一步提出：“中国中世纪诗学理论的基础是由道家哲学组成的，尽管在这里或那里掺杂了儒学。”俄罗斯学界对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微观研究则表现在对中国古代文论概念术语的研究，主要包括最受争议的“文”“风骨”“神思”等范畴。如李谢维奇的《中国的文心：中国古代和中世纪之交的文学思想》对 “道”“德”“文”“气”“风骨”“赋”“比”“兴”等范畴进行了研究。其中，“文”范畴深受俄罗斯学界的关注。阿理克进行了“道”和“文”的相互阐释，认为“文”和“人”是“道”得以实现的两个原则，“文”即“道”。孟列夫、克拉夫佐娃、科布杰夫考察“文”的词源学历史，李谢维奇则强调“文”在宇宙中的意义，指出刘勰把“美文学”与韵律看作主要的、不可分割的元素，强调“文以载道”的创作原则。李谢维奇写道：“对于古代和中世纪的中国人，文永远是文——活的树，它可以长出新的嫩芽，但不能离开自己的根。”

 

　　俄罗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法呈现多元化的范式。阿理克通过研究诗人、诗作的方法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内容和成就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指出：“中国诗歌是中国文学的核心，研究中国文学应当从中国诗歌入手。中国诗人的创作灵感和自然现象紧密相连，中国历法中的二十四节气是诗人灵感的重要来源。神秘的‘道’存在于自然界里，自然和人的直觉、情感息息相关。”因此，阿理克以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唐代诗人的创作为例，对《二十四诗品》加以跨文化阐释和研究。在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基础上，俄罗斯学界展开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主要分三个层面：理论阐明中西比较诗学的意义；比较中西诗学的共性和个性，阐明其艺术特色和诗学规律；倡导从中国诗歌的实际出发，理解和论述中国诗学，用西方诗学来分析中国诗学等。其中，阿理克开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先河，把中国诗学思想与西方诗学中的相似现象进行对比。其论著《罗马贺拉斯与中国陆机论诗艺》《法国布瓦洛与中国古代文论》从世界文艺学的视角进行中西文论的对话，推动中国文论进入世界文论的进程。此外，博拉京斯基通过比较刘勰的理论术语与阿拉伯、印度诗学中的相近范畴来研究《文心雕龙》；波兹德涅耶娃的《喜剧性及其在中国的理论理解》《悲剧性及其在中国的理论理解的最初尝试》以西方美学的两个重要范畴“喜剧性”和“悲剧性”为线索，探讨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对这两个范畴的理解；戈雷金娜的专著《太极：1—13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中的世界模式》运用宇宙本体论解读了《文心雕龙》。

 

　　中国古代文论西传的思考 

 

　　按照季羡林先生的观点，中国古代文论是世界三大文论体系（中国、印度、欧洲）之一。在数千年的文学艺术实践中，中国古代文论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韵味独特的理论话语系统。这一套文论体系与任何西方文论相比较都毫不逊色。遗憾的是，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是蔑视和贬低的。时至今日，西方世界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偏见依然广泛存在。中国古代文论并未获得在世界文艺理论之林应有的地位。早在1996年中国学者曹顺庆就提出文论“失语症”问题，疾呼建构中国自主、原创的文论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曹顺庆认为，“重写文明史”是破除百年来中国学界已经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西方理论元话语观念的必由之路，是倡导中国学者从文明史话语阐释的根基上着手建设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大举措，可以帮助我们从源头上破除错误的西方中心文明观，构建全球化语境下的世界多元文明新格局。为了这一目标，中国学者应以文明发展的基本史实去印证文明的进步离不开文明交流与互鉴，从根本上摒弃西方文明的傲慢与偏见。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古代文论在俄罗斯的传播作为文论互鉴与融合的经典个案，实属难能可贵。1916年，以《二十四诗品》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论走入了俄罗斯文化语境，在俄罗斯传播历经百余年，并在俄罗斯几代汉学家的努力下取得了瞩目成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在西方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学者参与到中国古代文论的俄译与研究工作当中，助推中国古代文论走进世界文艺理论的进程。中国古代文论在俄罗斯的流播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重的生命力。俄罗斯学者在跨文化阐释视野下审视中国古代文论，为中西文论互鉴提供了有益镜鉴，有助于完善世界文艺理论的构建。笔者认为，互鉴意识可成为重建中国文论知识体系的重要观念。在文明互鉴视野下进行中国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与话语建构为中西文论研究带来的理论创新，不仅可以体现在文论的传播过程、传播渠道，更可以体现在中外文论互鉴史研究、文论他国化变异研究、比较诗学变异研究等研究领域。尤其是中国文论思想对西方文论乃至东方内部文论的影响研究，不仅能为未来的文论研究领域提供世界性视野，由此生发的“他国化变异”更是值得当下学者在理论层面进一步纵深阐发。

 

　　[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跨文化视阈下中国古代文论在俄罗斯的译介与研究”（SCJJ23ND294）阶段性成果]

 

　　　　　　　　　《社会科学报》总第1940期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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